在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张维迎以光伏产业代表企业无锡尚德破产为引子，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发问引人注目，已被称为“张维迎之问”，从者甚众。笔者或许赞同张维迎质疑十年来政府产业政策不成功，发改委只重“发展”不重“改革”，但实在不敢苟同用光伏产业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光伏产业十年发展的结果不但说明不了想说的问题，弄不好会害了光伏产业。
选择光伏产业讨论政策效果是最合适不过的，但讨论过去发改委的对错也许是最不合适的。因为光伏产业的最大特性是在一段时期内离开了政策就无法生存，特别是在当前该产业的残酷整合时期，政策的作用远比其他产业更必须，影响更大。正因为政策对光伏产业的影响过大，有意无意地拿它说事儿，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这个产业带来过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一定要举例光伏，务请熟知这个产业的特性和历史，否则就轻易不要举例光伏产业。
历史地看，中国光伏产业的政策结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反观以无锡尚德破产为代表的当前处于残酷整合中的中国光伏产业现象，不是国家层面政策的失败，只是产业发展高潮来到前一个正常的产业低谷期。如果用产业发展的低谷来否定产业政策的制定难免要犯根本性的错误。事实上，经过十年的惊人发展，中国光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全产业链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在上游多晶硅原料生产方面，有着全球最具成本和规模竞争力的企业；在中游组件生产方面，全球十大生产企业中有6-7家是中国企业，并且名列前茅。中国产品占据全球市场60%左右份额，出口量在今年1月份“双反”环境中仍然上升；在下游电站建设方面，全球前十大企业中4家中国企业在列，随着国内市场的迅速放大必将会有更多中国企业进入“TOP10”行列，今年中国注定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建设国。对此，相对无锡尚德破产个案，世人所不知的中国光伏产业辉煌成绩实在瑕不掩瑜。如果要举例政策成功，拿光伏说事儿倒是合适的。
讨论光伏产业政策实施的对错是要有所区分才是。这个区分在于时间的区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区分、光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区分。笔者认为，站在国家层面讨论光伏产业政策的影响，其结果不仅是巨大成功而且堪称妙笔。相对各光伏产业成熟国家，中国的光伏产业政策是最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中国用了最小的社会资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竞争力和最光明的产业未来。全球光伏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起步于2004年，中国的光伏企业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完全依靠国际资本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完全享受国际市场的补贴获取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同时早期国内市场建设时，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采取招标方式，用最少的社会财富积累了国内终端市场必要的建设经验。对于这一过程，不了解光伏产业的人是看不到的。站在地方政府层面讨论光伏产业政策的影响，其成效确实可圈可点。应当说早期中国光伏企业的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功不可没，无论是无锡尚德，还是赛维LDK，皆如此。也恰因这种榜样和财富效应，使得太多的地方政府在不懂得光伏产业特性及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盲目助推光伏产能的恶性扩张，最终形成了全球供大于求一倍的结果，更可怕的是盲目追求GDP的主导思想至今还在危害中国的光伏产业。这些地方错误政策的结果不仅害了光伏产业，更让张维迎在讨论国家政策对错时误以光伏产业为例。如果一定要站在国家推出四万亿政策的负面效果层面讨论光伏产业的非理性发展，笔者认为那也是对所有产业的影响，不单是对光伏产业的问题，以光伏产业为例来说明四万亿的失误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何况四万亿的对错尚在讨论中。
无锡尚德破产所引发的种种光伏产业的负面消息确实吸引了太多的眼球，被众人引用来说政治改革、产业发展的事儿是再合适不过的。关键的问题是在没有搞懂光伏产业的特性和历史的前提下，举例光伏产业容易，举例错误更容易，故此轻易不要举例。因为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光伏产业值得每一个国人骄傲，值得每一个国人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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