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转轨成本的高与低。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发展之所以影响有限，还停留在圈子内部，还得依靠吸引关注、转变意识形态而艰难推进，表现为新能源应用目前在一次能源使用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而且提高和扩大这一比例将面临巨大的转轨成本，这种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人类社会目前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既有系统运转，惯性巨大，尽管有资源耗竭担忧之虞，但毕竟是远虑而非近忧；放弃既有的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引入低碳能源生产体系，一方面意味着既有大量产能的退出，将付出巨大的转轨成本，另一方面将放弃目前较为稳定的传统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而新体系的波动性还不足以支撑一些重型产业的稳定生产；此外，到底应该将注意力放到传统能源的效率提升、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上，还是提高新能源的使用比例，还存在既有利益集团的掣肘，传统力量的阻挠，以及认识的困惑与缺位。
其二，新能源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羁绊仍然较多，既有技术瓶颈，也有发展瓶颈。前者体现为突破性的技术变革仍然没有显著发生，成本的下降，竞争力的提升有待逐渐实现；外部性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后者则表现为上网难、补贴政策落实难、融资难等配套发展环境薄弱，“弃风弃光”现象仍在大面积发生；同时，过度依靠行政力量还将进一步造成寻租灰色地带，路条倒买倒卖猖獗，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产业格局仍需调整，从外向出口走向国内应用。长期以来，中国的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业，仍然停留在传统制造业范畴，重资产而缺乏核心技术，按照行业分类属于电力和装备制造业，我们的参与方式同参与其他很多产业的世界分工差不多，是装备组件的加工制造方，靠价格优势出口，赚取微薄生产利润，清洁应用给了别人，生产污染留给自己，在清洁能源的本土市场应用方面大大落后。
上述因素共同造成了新旧能源系统“转轨”成本过高。
与此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不论是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还是信息化革命，都是增量化改革，它们在既有生产方式的边际发力，通常都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引发的，往往又带动了一轮接一轮创新。存量的部分自然而然就消解和转化了，转轨成本低，人们带有一种乐于接受新世界，不前进就出局的心态而主动投身到变革之中，由此也有更多的市场参与主体主动和自愿分担了转轨的成本。
以信息革命为典型，过去百年互联网、信息化为人类塑造了越来越多的想象空间和实现条件。原来要穿越崇山峻岭实现的信息交换在顷刻点击之间就能完成，人们的活动和扩展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和延伸，信息交互的频次呈几何级数提升。通过软件和硬件，信息技术渗透入整个经济社会体系，与各行各业相融合，重新塑造行业的外延和边界。如，共享经济、O2O等就改变了传统业态的组织形式，创造供给，并塑造需求。信息化正在引起生产生活方式、底层架构自下而上的系统改变。
因此，新能源变革要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力点，除了政策支持外，核心还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成本效率，以增量促改革，以改革转存量。从能源出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要促进实现低碳高增长，在能源使用方面更清洁、更高效。在这场转型的过程中，利用新生技术、多领域学科成果、新的能源生产方式、先进的材料和工程技术、灵巧的信息管理手段、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引导来促进这场变革，使之更效率、更经济、更主动。
等到大规模实质性新能源应用实现时，一个新时代也将真正到来。理解这一点，是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和深入认识新能源变革的实质，于今日社会之意义，于未来发展之趋势，并改变内、外部约束条件，加快这一场变革的立足点。
（作者系国富资本董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