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被车压得拱起，时刻要防着刮底盘，他去矿区拉一趟活，回来别人一看车上的灰就知道刚去了哪儿。
“下井有下地狱的感觉，呼呼呼往下坠。”陈明是土生土长的淮南人，经常听人讲述井下生活，“这里的井是直上直下的，一出事就爬不上来，像把老鼠扔进马桶一样。”
他有次从矿上拉了两拨儿拼车的乘客，坐在前头的是位矿工，跟他抱怨，“我在底下辛辛苦苦，老婆在家看着电视，嗑着瓜子，笑哈哈的，万一哪天我死了埋在地下，老婆孩子都是别人的了。”后座的三位矿工女家属不乐意了，“女的也不都是那样。”两边各自抱怨生活，差点打起来。
陈明讲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下井并不是体面的工作，找对象都不好找。后来在煤炭黄金十年，“十二生肖都没矿工属相——属螃蟹的，横着走。”尤其在2008年到2013年末，找对象一听是矿上的，嫁了吧，有钱！
在那段煤炭与资本的蜜月期，淮南建起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这几年确实不景气了。”
潘一矿是仅存的几个未关闭的煤矿之一，躲在一片锈迹斑斑的矮楼身后。这块围绕着煤矿建起的生活区还飘荡着上世纪末的气味：阴沉的候车厅、军民招待所、再就业一条街……一些新建筑正在酝酿，灯光璀璨的城市夜景印在围起来的工地旁，开发商声称要“再造一个新潘集”。
四
有一阵子，老鳖塘说要建个水上乐园，后来不知因何停工，项目立的牌子还戳在路边。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井每天都骑自行车路过这里。一个6月的早上，他遇到一位老矿工，边走边讲，“出事了，瓦斯爆炸了。”
“伤人了没有？”
对方瞪了老井一眼，“瓦斯爆炸，你说伤不伤人！”
老井到井口一看，都是老幼前来打听，家中壮劳力为啥没回家，“救护车嚎叫跟哭一样”。
老井推着自行车往里进，他本不是在这个矿上工作，但因为穿着矿装，没人拦他。家属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希望他能出来捎个信。
他看着担架一个个往外抬，救护车一辆辆开，眼泪直往外掉。听说是一次连环的爆炸，后来只能把井打上封闭墙，隔绝空气，人也永远封在了下面。
据新闻报道，那是1995年，事故伤亡共125人，其中死亡76人，伤49人。
2014年，类似的场景发生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对面，一个小煤矿爆炸，死亡27人，井口抹上了水泥。老井前两年混进事故发生地，面对封闭的井口，跪了下来。
他念起多年前创作的那首《矿难遗址》：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1995年的那起事故是他创作的分水岭，“父老乡亲脸上想要流泪却流不出的焦灼表情，刺痛了我的心。”他以前写风花雪月比较多，“800米地心深处的故事需要有人知道。”
这些遗址曾为国家创造出很多“辉煌”。建国初期，有“多出一吨煤，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抗美援朝时期，口号变成“把现场当战场，把工具当武器，多生产一吨煤支援前线，就多消灭一个美帝侵略兵。”
中学毕业的老井仍然记得头一次下井时悲壮的心情，他再次提到“像下地狱”。“半夜两三点一个人在巷道走，总感觉头顶有人跟着我，回头猛拿矿灯一照，什么也没有。那种恐惧，是对自然的敬畏吧。”
朋友都劝他不要下井，“无论如何都不要下。”当地有个说法，叫“四处无门把煤掏”。
第一次上班的时候，老井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但还是吓了一跳。“碰到下早班的朋友，我认不出他了，只有牙齿和白眼球是白的，咧嘴笑。”
大罐往下走，有人尖叫，有人搂着别人的腰，老井闭着眼，心想：“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吗，都怪我不好好学习。”
他此前是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工，从脚手架上一跃到地心深处，为了“有个身份，正式工”。他说，“与打工相比，我们属于体制内的，有个身份也好，枷锁也好，退休有保障。”
这种体制内的诱惑在煤炭光景好的时候尤其诱人，工作证是红的，他们被称作“红牌子”，有个工人身份，“挺傲”。采煤工有的也能拿1万多元月薪。
谁也没想到几年光景，又落了潮，“哗一下就下来了，比腰斩还惨，进口煤加上运费都比我们的便宜。”老井现在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他在井下吃烧饼，嘴里咯吱咯吱都是煤渣子，转着圈吃，最后手抓的那块黑的扔掉。井下有井鼠，舔他沾了油的手指，也有喜欢汗味的蟑螂，躲在矿工的帽子里，矿工戴帽子时感觉脸上痒，一拍是蟑螂皮。
胃也不好，关节也不好。老井说他的膝盖有两座冰山，夏天都是冰凉的。他见过矽肺病晚期生不如死的状态，恨不得自己把肺掏出来，狠狠地砸。
他表示，在机器的轰鸣中反复穿脱工作服，终结每一段冗长的黑夜，再晒一段称不上公平的阳光。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撑不着，饿不死，耗到退休。
老井有一些农民朋友，关心土地的收成，也会问他采煤采到什么地方了，“他们依附这个矿，又仇视这个矿。”
早前农民“靠矿吃矿”，在门口做生意、租房子、卖菜、开饭店，拿个蛇皮口袋跳车扒煤，一整车煤拉到了只剩半车。扒几天的煤就等于一个月工资。
矿工诗人的身份让他看起来像个局外人，有人责备他只写丑的，不写美的，“我也赞成写赞美诗，但不能都是那样的东西。”
淮南市志记载：男性人口比重大，男女性别比为115∶100，具有明显的工矿城市特征。有段时间，大量矿工下岗。有些工人死了，坟都要朝着厂子的方向。
城市转型是唯一的出路。“有时候，历史就是无名者用苦难写出来的。”老井说。
他写道：“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800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轧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仅此而已！”
五
穿着露脚趾凉鞋的“旧式人物”老井，注意到这座城市的一些新变化。
淮南的楼顶开始安装太阳能组件，荒凉的拆迁小区也堆起了高科技产品，说是光伏扶贫工程。
“华丽转身”，老井谈起变化，“但愿能成功，不能老吃煤。”
曾经挖煤的夏兆在这家新能源公司已经工作一个月了，第一次看到他生产的浮体下水是在手机视频上，“跟我做的一模一样”，“采集阳光的东西放在这上面。”
他生于1980年，对数字敏感，“我应聘之前专门查过什么是光伏发电，在水面上，不占土地，靠太阳能没有污染，发电效果非常理想，能代表未来的能源趋势。”
一位淮南的普通市民对新能源的评价是：“咱们没有方向感，跟着国家的政策走，国家提倡新能源，屋顶上就都是组件。”
煤炭大省的一位官员曾说，煤炭形势好的时候，财政的钱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老板们不想干别的，挖煤日进斗金，拿麻袋装钱，没必要转型。暴利的煤炭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排斥。
夏兆挖过4年零7个月的煤，“下井有饭吃，不下井没饭吃。”
高中毕业时，夏兆是尖子生，区里作文比赛第二名，物理竞赛拿奖。摆在19岁的他面前有3条路：外出打工，继续读书，在矿上做活。
现代的城市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他当初因何选择了第一条。“那个时候流行打工，十个有九个都说，打工多么幸福。”
他后悔地摇着头，叹着气，“我现在每天苦劝女儿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像爸爸一样。”
带着一包茶叶蛋、一双皮鞋、两包茶叶和身上的22元钱，青年夏兆跳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时大家都往北上广跑，我就去杭州吧。”结果在火车上睡过了站，下车时一脸茫然，看到“温州电信”的招牌才知道自己来到了温州。
他跟电话亭的大爷打听哪里要人，大爷说要去工业区，他花了1元坐车，下车直奔公交站最近的厂子。
那是一个仪表厂，生产指针表。门卫刚要把他打发走，一旁的安徽老乡听出了他的口音，说“你再等等，刚才有个人辞职不干了”。
他就这样随机地开启了打工生涯，老婆也是在厂里认识的。再后来数字表取代指针表，厂子停产了。去年父亲过世，夏兆开始感叹“还是家好”。他在朋友圈分享英文歌《昨日重现》（yesterdayoncemore）。他与当初选择读书的人，早已断了联系，“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了”。
在燥热又嘈杂的生产车间，夏兆戴着袖套和手套，工装让他泯没于众人，“我这辈子没给国家拖后腿，也没给社会作过贡献。”
“你一个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卖劳动力，做点小生意，炒股也不会呀。”如今，他最大的目标是让家人安居乐业，不要为明天的生活思考，“留给我一个人思考就可以了。”
“可能这里的人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企业里工作，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员。他们要么在矿上，要么在电厂，没有其他的路，等他真正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夏兆的上司、总工程师肖福勤说。
他毕业6年，已升至副总。还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时，肖福勤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日本漂浮电站的报道，翻译过来只有100字，眼前这个体量巨大的项目最初就源于这篇100字的报道。
后来他用半年时间研究漂浮电站，直接给集团领导发建议，一次次说服对方，最终如愿。有一天淮南刮大风，肖福勤一晚没睡。“最怕刮风下雨，锚固不结实。”他每两个小时就给项目组值班同事打个电话问现场情况，所幸最终没事，“第二天一看，树枝折断，农民养鸭扎的网都飞了。”
站在新能源的巨轮上，肖福勤仍然惴惴不安。“说白了我们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人家做好了，你拿来用。”中国的光伏行业听上去很牛，装机规模世界第一，但行业内一直有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当我们在研究光伏组件，花大量的钱去欧洲买设备时，对方也许已经研究出更好的替代光伏组件的东西，没推出来的原因，可能仅仅是把设备库存消耗掉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相当于我们这一代白做了，地震式的影响，那将来我们就真的失业了。”
肖福勤穿着牛仔裤和衬衫，背双肩包，名校毕业，开着好车，但仍然缺乏安全感。“这么多年的工作感悟，人必须要学会改变、适应，说不定哪天就被淘汰了。”“你不知道哪个聪明人在哪一天想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淮南用短暂的历史展示了“替代”的含义，似乎没什么是永恒的。
老井却相信煤层、石缝间有老灵魂，无色、无味、无情。
他说瓦斯是远古动植物的魂灵，是煤的自我保护，防止人类过度的开采。“谁敢说，哪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原标题:沉没的煤，浮起的新日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