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兰一家的生计都在鹅背上。她穿着一双黑色的粗跟皮凉鞋，上面有好几块已经干了的泥渍，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脚给人看，“一出去一脚泥巴，好看吗！”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没钱装修，只有靠种地、养鹅、摸鱼慢慢攒钱。
因为沉降，从前的厨房门框像被压弯了的扁担，现在用来当鹅圈。以前水还没来的时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开采，房子在动。”
她丈夫也在矿上干过一两年，怕得职业病就离开了。“讲得挺恐怖，石头能把人压成饼。”
出去打工也没有门路，“早前做临时工，经常遇到不给钱的。给就给，不给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兰的家凌乱得让人很难还原出它以前的样子，家具都展现着灾难过后七零八落的模样：无处不在的裂缝，大衣柜拦腰截出被水泡过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复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墙上有她女儿6岁时画的画，如今女儿已结婚。另一面墙上有他丈夫写下的“恒心”和“海纳百川”。
如今是“水纳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兰都要搬走一次。“水上来了，我们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电视不大，“搬起来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来，锅和鞋子都漂起来了，他赶紧把家当装上三轮车和拖拉机，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个把月时间。朱正兰坐在一袋尿素上发愁，“屋里很少干，水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房子越来越近。”
3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里，朱正兰对它谈不上喜欢，“人可能因为穷，就特别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别家移，占这种便宜。”但这里曾经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欢的肠道相连的宅子，有长满草的土丘和铁路线。种着果树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为获得多一寸土地而争吵过，如今那些生产粮食的沃土只能长出水下植物。
“大势所趋，”农妇朱正兰说，“你不能改变事实。”在这一季的汛期来临时，她必须尽快离开。
三
在谢家集区的老鳖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岛上过的——如果能称之为岛的话。
老鳖塘是早年挖煤产生的塌陷湖，中间延伸出一条狭长的陆地，这块土地上总共住了4个人，两位看门的大爷和蔡瑞豹两口子。
蔡瑞豹是鱼贩，有这个职业常见的凶气。人如其名，他说父亲曾希望他霸气一些，现如今，“还‘豹’呢，给水里淹着了。”他站在水塘中间说。
他往前后一指，“这边是李一矿，这边是谢二矿，这边是李二矿。”这些矿早已停产，留下老鳖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时候想去矿上挖煤，但年龄不够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龄够了，矿上工作要走关系，农民没钱，又没土地，只能养鱼。”
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打鱼，然后运到集市上卖。渔网散落在房间周围，水涨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划船进出，水走路。第一次家被水淹时，这个壮汉说，心里难受，皱着眉“想哭”。
家里的冰箱给垫高了，墙上爬着青苔，蚊子苍蝇多。如果刮风，晚上睡觉他能听见水声。他和老婆要喝水，得拿桶到镇上装，每次够喝上三四天。
老鳖塘周围还有些村庄，水悬在它们头上，一些房屋已经画上了拆迁的符号。一位老人戴着矿工帽在门前溜达，他1996年退休，有38年的工龄。他刚工作时李一矿投产没两年，火车站只有两个铁皮筐子。
他指着坡上的树说，“以前，地跟那树一样高。”
在他看不到的很多国家，煤矿勘探者必须提交详细的土地复垦方案才能开工挖煤，并对之后的生态恢复提供资金。
老井是矿上的工人，缺乏社交才能，但会写诗。他和他的诗出现在纪录片里、文学刊物上，他穿着下井的矿装，与各种名人合影，身上的反光条强烈地反着闪光灯的光。
“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他写过一首《塌陷湖》：一颗硕大得足以填平苦海的清澈泪珠／默默地荡涤着天地间的尘埃与荒凉／多少苦难与悲怆／都圣贤般地在这水底沉淀……
“看到塌陷湖，我的内心很矛盾。”老井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虽然我不是产煤能手，也不是领导，但我是矿工之一，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始终有种愧疚的感觉。”
他把塌陷湖称为“大地表面的伤口，积满雨水”，是“矿山心间的一滴泪”。
在这座城市疯狂产煤的时期，大车拉着优质煤、煤矸石以及煤泥来来回回，煤泥黑乎乎、稀稀的，一边拉一边往下滴，给这里的道路留下黑色遗迹。
“遗迹”随处可见。在淮南，没什么高的建筑物，因为地下是空的。出租车司机陈明开玩笑说，淮南建地铁都不用打洞了，直接铺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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