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有一个1千瓦的太阳能电站，初投资2000美元，30年的寿命期，容量系数15%。从收益来看，折现率越高，那么发电量的净现值(present value)就越低。发电量现值降低，意味着生命期内的发电平准成本上升。当折现率为20%的时候，发电平准成本是折现率为零的时候的6倍。
从气候变化的成本来看，折现率越高，那么未来气候变化的成本折算到当下的数值越小。如果某国的气候变化成本每年为10亿美元，未来30年这一成本呈线性增长，到30年后的年成本为300亿美元。如果折现率为20%，那么气候变化成本的净现值就低，与折现率为零时候相比相差20倍。
在现实生活中，折现率可以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来估算。在发达国家，目前WACC一般不超过3%，而发展中国家的WACC可高达10%。这样一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用较高的初投资发展
可再生能源所获得的净收益现值有限，而且气候变化的成本折算为净现值也相对较低，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动力不足。
假设一个发达国家的WACC为3%，二氧化碳价格为60美元/吨;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WACC为10%，碳价为20美元/吨。在这种情况下对发电
能源结构进行优化，可再生能源(
光伏和风电)的最优比例在发达国家可达37%，而在发展中国家仅为2%。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需要尽可能的以较低的初投资来建设能源基础设施，以便满足更迫在眉睫的民生需求(住房、医疗、教育等)。所以，如果要让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直接走上低碳发展的道路，发达国家的优惠资金支持(降低发展中国家折现率)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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