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高发成为新常态。2017年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可能更加严峻，预计钢铁、铝材等产品仍将是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围绕高端产品的贸易摩擦也会加剧。
面对国外的案件，我国发挥中央部门、地方部门、商会协会、企业“四体联动”工作机制，积极应诉抗辩，争取最好的结果。作为越来越成熟的世贸成员，我国运用规则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主动维权也已日趋娴熟，我们也在运用贸易救济调查维护中国产业利益。
最近一段时间，美欧在多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中都裁决了中国企业高税率。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共遭遇了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案件，平均每三天就有一起案件是针对中国的，涉案金额达143.4亿美元。为何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会明显增多？今年的贸易摩擦形势如何？哪些行业将成为“重灾区”？中美之间会不会有贸易战？
日前，记者对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进行专访，王贺军局长详细回应了上述热点问题。
记者：近期，我们注意到美欧多起案例都裁决了中国企业高税率。怎么理解这个“高”？为什么会呈现出税率偏高的特点？
王贺军：近期，美欧连续对我国产品裁出畸高税率，其中，美国对我不锈钢板带材裁定反倾销税率最高达76.64%，反补贴税率最高达190.71%。而事实上，对于利润率可能只有5%至10%的行业来说，10%的税率就足以对中国产品完全关上大门。
如此畸高税率，除了抹黑中国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试问哪有产品会有那么高的利润率？许多贸易案件已被政治化，成为部分国家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质疑我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工具。
记者：如此高的税率是怎么得出来的？
王贺军：具体而言，反倾销税率方面，美欧无视世贸规则，继续使用不公平、不合理的“替代国”的作法，用远高于我国成本的第三方国家的成本数据来核算。按照我国入世议定书，“替代国”作法应于2016年12月如期终止，而目前美方并未承诺执行。欧盟至今没有完成修改法律，履行“15条义务”的程序，在新提案中，虽然废除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却又制定了“市场扭曲”的4条标准。我们对比发现，事实上与原来“替代国”那套标准没有本质区别。
反补贴税率方面，则是通过认定国有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属于补贴来推高税率。比如说，他们提出国有企业构成补贴的证据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党员，认为受到政府控制，将此和企业独立经营混为一谈，与事实完全不符。
记者：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直观感受，去年以来，贸易摩擦似乎格外多。粗略计算，全年就有30多次。为什么这段时间贸易摩擦会这么多呢？
王贺军：的确。从数据来看，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面临贸易摩擦高发成为新常态。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16年世贸成员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月均数量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点，我国已分别连续21年、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6年全年共27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9起，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上升了36.8%和76%。也就是说，去年一年平均每3天就有一起贸易救济立案，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
记者：涉案金额总计有多少？是否可以理解为，涉案金额就是我们遭受贸易摩擦的产业的损失？
王贺军：截至2016年，共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共1745起，其中反倾销案件1392起，反补贴案件117起，涉案金额保守估算约1260亿美元。仍在执行的案件623起，直接涉案金额621亿美元。
事实上，贸易摩擦的实际影响很难用涉案金额去简单衡量。涉案金额是根据立案当年的出口金额累计加总保守估算，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国内产业的总体影响。一个贸易救济案件至少是五年，这样当年的数据就要乘以五，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改造升级、市场扩大等诸多叠加因素，出口金额就更加庞大了。更何况好多案件并不是五年结束，经过日落复审等调查，十年、二十年的也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于企业摸清产业脉络、感受升级方向是很重要的，而很多案件直接把中国企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堵死了。这笔损失更是难以用数字估算。
而贸易额后面跟着的还有就业和当地的税收。从企业层面来看，一旦遭遇贸易摩擦，就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企业可能就要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去应对。
记者：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多，是不是也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除了案件数量增多，近年来贸易摩擦还呈现出什么特点？
王贺军：我们说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并不仅是因为案件数量高发，更是源于上述世贸成员无视规则、滥用规则，已经使得国际贸易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案件被政治化，成为部分国家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质疑我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工具。一些国家调查机关掌握规则趋严，充分利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议定书15条“替代国”计算方法、敌视国有企业等歧视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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