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住生态恶化之势
从根本上讲，中国能源变革转型之所以如此迫切，与生态环境的加速恶化有直接关系。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成果，当前中国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但由于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的问题长期积累叠加，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环境污染重、生态受损大、环境风险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颗粒物（PM2．5、PM10）污染和臭氧污染防治问题突出，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是导致污染的主因。从这个角度讲，能源变革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体两面，两者无法割裂。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是能源变革转型是否成功的指示器。国家也把生态文明建设和修复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提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问责、终身追责”的要求。国务院最新发布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考核目标、评价指标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更高权重。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加强，将倒逼能源变革转型速度的加快。
加速产业升级之路
中国能源变革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要满足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的要求，并落到产业优化升级与结构调整上。如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倒逼中国能源变革转型，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成本竞争、低效率产出的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正朝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模式转变。据统计，目前中国基建投资增速接近2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8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5％。中国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水泥、煤炭、粗钢、铝等很多大宗商品的产量均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甚至更高。当前，中国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快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上升，这从需求侧角度为能源变革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
构筑能源传输之网
中国能源资源分布与负荷分布不均衡，决定了能源在大范围流动的必要性。据统计，未来新增水电的80％分布在西南地区，风电的85％以上分布在“三北”地区，西北、内蒙古等地区的大型光伏电站占有较大份额，华北、华东、华中为电力受入地区，东北、西北为电力输出地区，跨区域进行电力优化配置的潜力很大。中国能源变革转型，需要解决能源的就近消纳和长距离输送问题，需要建设跨区域的电力网络，建设能源互联网，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加快构建公平、开放、高效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2016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的路线图，认为能源互联网是推动中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战略支撑。只有建立互联互通的能源互联网，推动能源的跨区域传输，才能更好地促进能源变革转型。
协调行业利益之争
利与义，是中国能源变革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中国是煤炭大国，燃煤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从表面看，能源变革转型是行业问题，但背后其实涉及劳动就业、地区发展等深层次问题，能源结构调整将触及细分能源行业利益，但是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相关行业需要在大义面前让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进行调整。从能源生产结构看，2016年，中国煤炭占比下降，降至70％以下，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17％；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看，煤炭消费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消费比重分别提高1．3、0．4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接近20％。总体来看，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煤炭产区的就业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实现能源变革转型，需要协调解决能源产地的就业与地区发展。
综上，中国能源变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经济、产业的变革转型相呼应，与社会、环境、科技、外交等各种问题渗透交织在一起，必须提升能源外交水平，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产业化程度，增强环境保护能力，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妥善解决好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远与近的问题、质与量的问题、利与义的问题，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促进产业发展；既要满足短期的需求，又要有长远的规划；既要实现能源规模，又要不断提高能源效率；既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又要保障人类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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