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一些地方把产业政策作为推进本地发展和地方保护的工具。
一方面以廉价土地、超规定减免税收等措施，支持特定的企业。比如前几年，一些地方纷纷以大力度扶持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很快造成产能过剩。有的地方以本地有庞大加工业为由，在产能已经超常规过剩的情况下，以优惠政策鼎力支持千万吨级的钢铁项目。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实施“以投资换市场”的政策，逼迫企业重复投资。例如一些城市要求进入本地的出租车、电动大巴、地铁车辆，需要在本地建厂。还有通过市场壁垒来扶持本地企业，例如一些地方根据本地企业产品，量身订制本地的新能源汽车目录，将本地不能生产的车型拒之于门外。再有以种种方式阻止本地企业被外地企业并购，阻止本地企业向外地投资。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发生纠纷，往往得不到公平裁决。如此等等，市场被分割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有自己独立特点的，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预产业的各种政策措施的一种综合。
产业政策已成为
阻碍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障碍
陈清泰进一步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改革建议。
中国产业政策执行了20多年，总体上看，在我国经济发展追赶的早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经济发展追赶的中后期，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失有得，失大于得。“有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严重存在；第二，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在被固化；第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市场选择和投资决策的权力仍未到位；第四，地区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减退的迹象。
影响产业发展有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在中国，产业政策的地位之高几乎是各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已经成为阻碍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障碍。进入新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此消彼长，把竞争政策提到基础地位，产业政策不能削弱竞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商事制度改革，制定限制投资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最近提出的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都是矫正现行产业政策弊端的重要步骤。
此时，应对既有的产业政策进行系统地反思，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推进产业政策改革。例如政府不再把产业政策作为保增长、主导生产要素配置的工具。前置性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督，政府对不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活动不加干预；创造好的产业发展生态，保障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创造好的市场环境，消除行政垄断、所有歧视性和区域市场壁垒，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使所有市场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垂直性产业政策应限定在中央政府市场失灵的领域和非歧视性，使其不产生限制竞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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