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精准扶贫就是要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和如何退的问题。”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张建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四个问题是扶贫过程中需要把握的关键环节。山西现有贫困人口80％以上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吕梁山黄土残垣沟壑区、太行山干石山区和北部高寒冷凉区，这些困难群众致贫原因复杂、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成为山西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要实现精准扶贫和如期脱贫，一方面，扶贫工作要牵“牛鼻子”，了解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需要什么，然后因地施策、精准帮扶。另一方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调动贫困人口的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关键。扶贫工作和贫困人口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更好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理顺扶贫机制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国家战略。2015年11月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则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精准扶贫进入快车道后，理顺扶贫机制成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张建成向记者介绍，“今年6月，山西省出台了《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确定在全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生态补偿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和社会力量帮扶八大工程20个专项行动；建立完善财政扶贫投入增长、扶贫开发资源整合、金融扶贫精准服务、扶贫开发用地保障、资产收益扶贫和资金项目监管六大政策保障机制；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考核、退出和评估，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党政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四个‘三位一体’的脱贫攻坚组织保障体系，确保山西与全国，贫困群众和全省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前提，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解决的是“扶持谁”的问题。“贫困人口多、动态性强、农村情况复杂等情况，使得建档立卡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温凤麟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他的担忧。对此，张建成表示，山西省扶贫办去年开展了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通过严格识别标准、严格识别程序和加强全程监督等手段，剔除识别不准的贫困人口92万，新识别应进未进的贫困人口72万。”张建成说，“今后我们将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贫困人口实行动态管理，做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进退有据，社会认可，实现扶贫部门与行业部门间扶贫对象信息共享，数据比对。”
通过“从上而下监测定规模和从下而上评议定对象”，山西在解决“扶持谁”上初步实现了精准定位，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从2010年开始，持续以吕梁市临县三交镇枣圪垯村作为帮扶点，总结出了“连续帮、精准帮、特色帮和优势帮”的工作方法。
“扶贫工作提出了四个精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规划，所以我们加上了精准规划。”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处处长和玲霞向记者介绍，根据枣圪垯村的村情，今年6月，该中心制定了具有枣圪垯村特色的《临县三交镇枣圪垯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2020）》，从扬长、避短、拓新三个角度出发，发挥旅游资源集群优势，避开工业发展基础薄弱的短板，发展光伏和生态脱贫等新兴产业。
此外，针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争戴贫困帽”“穷县富衙”“戴帽炫富”等现象，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制定了《建立健全山西省贫困县考核约束退出机制的研究报告》。和玲霞认为，将考核和退出指标量化、约束机制细化，能使贫困县和贫困人口进退有序，同时实现对扶贫工作的约束和正向激励。具体而言，“一是退出机制，做到脱贫标准明确。贫困户退出设置了七项标准、贫困村退出要达到14项标准、贫困县退出有15项标准。二是激励考核机制，以关注民生、关注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收入增加为内容，因地制宜、分类分级考核，目标明确，责任到人。三是约束机制，规定贫困县该干什么，必须干好什么，不能干什么，设置‘硬杠杠’和‘硬框框’，督促贫困县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
金融造血做好保障
扶贫工作要改“输血”为“造血”，资金则是血之源头，一方面要盘活财政扶贫资金，一方面则要撬动金融资本进入扶贫工作领域。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认为，金融扶贫要做好五个精准对接，一是精准对接扶贫对象金融需求，二是精准对接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三是精准对接金融产品创新，四是精准对接金融评级授信工作，五是精准对接考核评价工作。
针对扶贫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位于太行山区的长治市武乡县建立了“多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资金保障机制。武乡县县长阎新平表示，在资金来源方面，武乡县一是积极争取上级各类资金。二是盘活2013年以前的结余资金1000万元。三是整合金融资源，抢抓国开行、农发行用于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的1700多万元政策性金融债，并在邮储银行设立风险补偿金700万元，推出“富民贷”“强农贷”金融产品。四是创新金融＋龙头企业＋贫困户扶贫模式，依托武乡县大山禽业有限公司和武乡新大象养殖有限公司，推出了“大山富民贷”和“大象富民贷”金融产品。五是积极争取支农和扶贫再贷款资金6000万元，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六是政府出资风险保证金200万元，设立“电商流通链”贷款项目，金融支持电商扶贫发展。同时，从严格资金使用投向、分片包干监管、引入第三方审计监督、加强执纪监督四个角度，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发挥纪检部门、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作为山西省金融扶贫的主力军，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则依托强农兴社金融普惠工程、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金融扶贫小额贷款富民工程，开展普惠扶贫、产业扶贫和精准扶贫，创新扶贫方式，全力支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截至2016年5月末，山西省位于贫困县的农信社面向当地投放的贷款总额达到了990．33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465亿元。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崔联会介绍，为确保农信社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与扶贫政策精准对接，与辖内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精准对接，与当地扶贫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山西省农信社系统构建起了“七专”工作机制：制定专项规划、打造专业队伍、单列专项规模、开发专门产品、提供专优利率、建立专门档案、实施专项考核。
以国家级贫困县临汾市隰县为例，当地农信社和扶贫部门合作开发出了上门授信扶持、果菜订单扶持、专业带动扶持等八种金融精准扶贫模式，量身定制了“果乐富”“能人宝”“梨商通”“助学贷款”“林权抵押”等金融扶贫贷款产品，为贫困农户贷款拓宽途径。同时，针对全县7098建档立卡重度贫困人口中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采取“贫困农户＋致富能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多种贷款方式，通过“农户贷款、带资入股、定期分红”的形式，由农户与企业、合作社、能人大户等签订利益联结协议，贷款集中使用，实施种植、养殖等资产性收益项目，多渠道增加收入，实现了贷款的多重效应。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引导和放大效应，抓好扶贫资源整合，加大扶贫综合投入，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长治和晋中两地做了金融扶贫专题调研。调研组认为，金融扶贫还存在着农户贷款难度较大、扶贫贷款额度较低、资金互助社认定难、扶贫滞留资金问题突出和财政贴息效应未能发挥等问题。
对此，调研组提出五项对策：第一，建立扶贫投入增长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力，减轻县级政府资金配套压力；第二，强化扶贫资金统筹使用，开展扶贫资金整合试点；第三，完善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加强扶贫项目监督管理；第四，合理确定财政开户银行，激发银行创新金融产品，适当降低银行贷款门槛，提高金融扶贫贷款额度；第五，深化扶贫体制机制改革，充实基层扶贫攻坚力量。
提高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是关键
“除去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缺技术、缺生产发展资金等因素，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贫困和志向的贫困，有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存在严重的‘等靠要’依赖思想。”张建成在介绍致贫原因时特别提出，“穷不思变，安于现状，甚至不以穷为耻，反以穷为荣”一度成为扶贫工作的困扰。扶贫先扶志，能否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关乎脱贫攻坚战的胜败。
刘志杰坦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帮扶主体，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是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也是目前工作推进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这一问题，刘志杰表示，山西提出“五有”措施，即“有志想做、有事可做、有技会做、有钱能做、有人帮做”，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让贫困群众有动力，摆脱“等、靠、要”的思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激发贫困人口的思富愿望、致富动力，忻州市河曲县在扶贫工作中以“三立”策略，帮助贫困人口立志、立业、立状，突出群众的主人、主体、主责地位。河曲县县长任鸿宾向本报记者介绍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的“河曲经验”。一是简单化脱贫，让贫困户按需“点菜”。根据20个专项行动，把贫困户的生活需求细化，建立贫困户需求数据库，实现精准“送温暖”。二是常态化脱贫，让贫困户造血生肌。对于1050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培训培育、小额信贷、就业创业等方面予以扶持，确保能够“按需做菜”，能够稳定脱贫增收。三是差异化脱贫，让贫困户“看谱点菜”。“我们组织编印了《河曲县脱贫攻坚扶持政策汇编》，使脱贫政策一目了然，同时帮扶队伍进村入户，点对点，面对面，为贫困户宣讲政策和措施，把实惠真真正正地落到贫困户头上。”任鸿宾说。
针对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和玲霞特别强调了致富带头人的典型带动作用。她认为，典型带动可以让贫困人口看到最直观的利益，不管是种植、养殖还是做生意，带头人致富了，其他人就会跟着做，这样就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和发挥百姓的主体作用了，使贫困户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
此外，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劲民认为，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不高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的素质不高。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基础教育扶贫领域的“兴建山村幼儿园计划”，在儿童三到六岁的启蒙期实施教育干预，同时，将贫困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延长为十五年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以期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
要实现精准扶贫和如期脱贫，一方面，扶贫工作要牵“牛鼻子”，了解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需要什么，然后因地施策、精准帮扶。另一方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调动贫困人口的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关键。扶贫工作和贫困人口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更好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理顺扶贫机制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国家战略。2015年11月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则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精准扶贫进入快车道后，理顺扶贫机制成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张建成向记者介绍，“今年6月，山西省出台了《坚决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确定在全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生态补偿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和社会力量帮扶八大工程20个专项行动；建立完善财政扶贫投入增长、扶贫开发资源整合、金融扶贫精准服务、扶贫开发用地保障、资产收益扶贫和资金项目监管六大政策保障机制；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考核、退出和评估，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党政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四个‘三位一体’的脱贫攻坚组织保障体系，确保山西与全国，贫困群众和全省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前提，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解决的是“扶持谁”的问题。“贫困人口多、动态性强、农村情况复杂等情况，使得建档立卡工作时间紧、工作量大。”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温凤麟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他的担忧。对此，张建成表示，山西省扶贫办去年开展了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通过严格识别标准、严格识别程序和加强全程监督等手段，剔除识别不准的贫困人口92万，新识别应进未进的贫困人口72万。”张建成说，“今后我们将通过大数据平台对贫困人口实行动态管理，做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进退有据，社会认可，实现扶贫部门与行业部门间扶贫对象信息共享，数据比对。”
通过“从上而下监测定规模和从下而上评议定对象”，山西在解决“扶持谁”上初步实现了精准定位，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从2010年开始，持续以吕梁市临县三交镇枣圪垯村作为帮扶点，总结出了“连续帮、精准帮、特色帮和优势帮”的工作方法。
“扶贫工作提出了四个精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规划，所以我们加上了精准规划。”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处处长和玲霞向记者介绍，根据枣圪垯村的村情，今年6月，该中心制定了具有枣圪垯村特色的《临县三交镇枣圪垯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2020）》，从扬长、避短、拓新三个角度出发，发挥旅游资源集群优势，避开工业发展基础薄弱的短板，发展光伏和生态脱贫等新兴产业。
此外，针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争戴贫困帽”“穷县富衙”“戴帽炫富”等现象，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制定了《建立健全山西省贫困县考核约束退出机制的研究报告》。和玲霞认为，将考核和退出指标量化、约束机制细化，能使贫困县和贫困人口进退有序，同时实现对扶贫工作的约束和正向激励。具体而言，“一是退出机制，做到脱贫标准明确。贫困户退出设置了七项标准、贫困村退出要达到14项标准、贫困县退出有15项标准。二是激励考核机制，以关注民生、关注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收入增加为内容，因地制宜、分类分级考核，目标明确，责任到人。三是约束机制，规定贫困县该干什么，必须干好什么，不能干什么，设置‘硬杠杠’和‘硬框框’，督促贫困县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
金融造血做好保障
扶贫工作要改“输血”为“造血”，资金则是血之源头，一方面要盘活财政扶贫资金，一方面则要撬动金融资本进入扶贫工作领域。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志杰认为，金融扶贫要做好五个精准对接，一是精准对接扶贫对象金融需求，二是精准对接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三是精准对接金融产品创新，四是精准对接金融评级授信工作，五是精准对接考核评价工作。
针对扶贫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位于太行山区的长治市武乡县建立了“多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的资金保障机制。武乡县县长阎新平表示，在资金来源方面，武乡县一是积极争取上级各类资金。二是盘活2013年以前的结余资金1000万元。三是整合金融资源，抢抓国开行、农发行用于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的1700多万元政策性金融债，并在邮储银行设立风险补偿金700万元，推出“富民贷”“强农贷”金融产品。四是创新金融＋龙头企业＋贫困户扶贫模式，依托武乡县大山禽业有限公司和武乡新大象养殖有限公司，推出了“大山富民贷”和“大象富民贷”金融产品。五是积极争取支农和扶贫再贷款资金6000万元，支持特色产业发展。六是政府出资风险保证金200万元，设立“电商流通链”贷款项目，金融支持电商扶贫发展。同时，从严格资金使用投向、分片包干监管、引入第三方审计监督、加强执纪监督四个角度，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发挥纪检部门、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作为山西省金融扶贫的主力军，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则依托强农兴社金融普惠工程、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金融扶贫小额贷款富民工程，开展普惠扶贫、产业扶贫和精准扶贫，创新扶贫方式，全力支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截至2016年5月末，山西省位于贫困县的农信社面向当地投放的贷款总额达到了990．33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465亿元。
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崔联会介绍，为确保农信社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与扶贫政策精准对接，与辖内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精准对接，与当地扶贫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山西省农信社系统构建起了“七专”工作机制：制定专项规划、打造专业队伍、单列专项规模、开发专门产品、提供专优利率、建立专门档案、实施专项考核。
以国家级贫困县临汾市隰县为例，当地农信社和扶贫部门合作开发出了上门授信扶持、果菜订单扶持、专业带动扶持等八种金融精准扶贫模式，量身定制了“果乐富”“能人宝”“梨商通”“助学贷款”“林权抵押”等金融扶贫贷款产品，为贫困农户贷款拓宽途径。同时，针对全县7098建档立卡重度贫困人口中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采取“贫困农户＋致富能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多种贷款方式，通过“农户贷款、带资入股、定期分红”的形式，由农户与企业、合作社、能人大户等签订利益联结协议，贷款集中使用，实施种植、养殖等资产性收益项目，多渠道增加收入，实现了贷款的多重效应。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引导和放大效应，抓好扶贫资源整合，加大扶贫综合投入，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长治和晋中两地做了金融扶贫专题调研。调研组认为，金融扶贫还存在着农户贷款难度较大、扶贫贷款额度较低、资金互助社认定难、扶贫滞留资金问题突出和财政贴息效应未能发挥等问题。
对此，调研组提出五项对策：第一，建立扶贫投入增长机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力，减轻县级政府资金配套压力；第二，强化扶贫资金统筹使用，开展扶贫资金整合试点；第三，完善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加强扶贫项目监督管理；第四，合理确定财政开户银行，激发银行创新金融产品，适当降低银行贷款门槛，提高金融扶贫贷款额度；第五，深化扶贫体制机制改革，充实基层扶贫攻坚力量。
提高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是关键
“除去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劳力、缺技术、缺生产发展资金等因素，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贫困和志向的贫困，有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存在严重的‘等靠要’依赖思想。”张建成在介绍致贫原因时特别提出，“穷不思变，安于现状，甚至不以穷为耻，反以穷为荣”一度成为扶贫工作的困扰。扶贫先扶志，能否激发贫困人口的脱贫积极性和主动性，关乎脱贫攻坚战的胜败。
刘志杰坦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帮扶主体，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既是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也是目前工作推进的重点和难点。针对这一问题，刘志杰表示，山西提出“五有”措施，即“有志想做、有事可做、有技会做、有钱能做、有人帮做”，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让贫困群众有动力，摆脱“等、靠、要”的思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
激发贫困人口的思富愿望、致富动力，忻州市河曲县在扶贫工作中以“三立”策略，帮助贫困人口立志、立业、立状，突出群众的主人、主体、主责地位。河曲县县长任鸿宾向本报记者介绍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的“河曲经验”。一是简单化脱贫，让贫困户按需“点菜”。根据20个专项行动，把贫困户的生活需求细化，建立贫困户需求数据库，实现精准“送温暖”。二是常态化脱贫，让贫困户造血生肌。对于10500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培训培育、小额信贷、就业创业等方面予以扶持，确保能够“按需做菜”，能够稳定脱贫增收。三是差异化脱贫，让贫困户“看谱点菜”。“我们组织编印了《河曲县脱贫攻坚扶持政策汇编》，使脱贫政策一目了然，同时帮扶队伍进村入户，点对点，面对面，为贫困户宣讲政策和措施，把实惠真真正正地落到贫困户头上。”任鸿宾说。
针对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和玲霞特别强调了致富带头人的典型带动作用。她认为，典型带动可以让贫困人口看到最直观的利益，不管是种植、养殖还是做生意，带头人致富了，其他人就会跟着做，这样就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和发挥百姓的主体作用了，使贫困户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
此外，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劲民认为，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不高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的素质不高。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基础教育扶贫领域的“兴建山村幼儿园计划”，在儿童三到六岁的启蒙期实施教育干预，同时，将贫困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延长为十五年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以期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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