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如何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
黄晓勇： 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首先，我国需要推行“一挂双控”措施，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挂钩，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约束，其他产业按先进能效标准实行强约束，现有产能能效要限期达标，新增产能必须符合国内先进能效标准。其次，控制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实施针对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力争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不突破42亿吨原煤；石油消费量到2020年力争控制在5.5亿吨、2030年控制在6.5亿吨左右。
此外，我国要着力实施能效提升计划。坚持节能优先，以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为重点，创新发展方式，形成节能型生产和消费模式。这要求在大力开发和推广先进节能技术的同时，要通过更严格标准和管理引导人们更科学经济地用能源。尤其要大力促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工作。继续制定节能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力争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
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意义重大
笔者： 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有何意义？
黄晓勇：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中国家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都是与能源形态的变化分不开的。
罗伯特·赫夫纳的世界能源转型图颇负盛名，他认为，人类使用能源的大时代基本就是三个：固体能源时代、液体能源时代与气体能源时代。固体能源以木材和煤炭为代表；液体燃料则主要是石油，气体燃料主要是天然气。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史上曾长期以木材为主要能量来源，直到工业革命开始煤炭的占比才迅速上升，并于20世纪前半期达到顶峰。
随后石油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其消费量于1973年达到历史高峰。赫夫纳认为，液体燃料时代的时间较短，主要是19和20世纪这两百年，而固体燃料时代（木材为主）长达数千年，但今后一百多年里将见证以天然气（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氢能）为核心构成的气体燃料时代。
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从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到美国霸权被全世界认可，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而这样一种巨变实际上也是霸权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从煤炭主导转向石油主导的过程。从英国方面来说，煤炭的消费占比从1619年首次超过木材（木材和煤炭占比分别为24.4%和24.7%），到1971年被石油超过（煤炭和石油占比分别为42.8%和47.4%），其突出地位保持了350年。由此可见，英国霸权的能源基础是煤炭。
笔者： 在这方面，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黄晓勇： 寻找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点。但是目前除水电外的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都需要较高的价格或者补贴来维持其运转。因此，对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同时，人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由于化石能源利用过程中的负向环境外部性并没有完全由其生产企业负担，各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对化石能源进行了暗地里的补贴。由于这种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实际补贴，使全社会付出了高昂的环境和健康代价。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领先，其发展模式一直备受推崇，其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上世纪90年代，德国《电力入网法》颁布后，风能和太阳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成为全球的榜样。其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约25%。然而，经历了2010年—2012年高补贴带来的狂飙后，补贴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使政府难以继续承受，也导致了德国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变得难以持续。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历程给我国带来不少经验启示：
第一，要继续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立法，支持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对风能、太阳能发电给予补贴。
第二，在确定补贴额度的过程中，政府要把握好补贴的度。过高的补贴虽然短期内会促进行业的投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过度的补贴和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导致收益率降低，从而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配套电网建设，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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