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一整年的话，该员工告诉南都记者，那就意味着，企业一年只能有2000多万的收入，但却要付出2000多万的运行费用、4个亿的银行还款以及2个亿的折旧费用，不仅亏得血本无归，资金链都会断掉。
当地一位经济部门的官员告诉南都记者，煤炭行业一直是拉动宁夏经济增长的“龙头”。近年来，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自治区政府要求电厂与神华宁煤等煤炭生产企业签订“电煤合同”，简言之，就是火电厂要承诺每年要买够多少吨煤。“按理说，政府不应该这样过于干涉市场，但是为了保发展，也没办法了。”他说，全区的火电厂保证一年烧掉3000万吨左右的电煤，政府还按月来考核指标完成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抢份额”让他们头疼不已。该官员告诉南都记者，本来往东部的外送电量就少了，但电网还把青海、甘肃等地没有消化掉的新能源增加了进去，压缩了火电外送的比例，“压了我们十几亿度，这是发改委给我们挖的‘坑’。”
相比于宁夏的弃风限电，云南的“干预措施”显得更加“简单粗暴”。2015年11月20日，云南省工信委下发了一份《风电火电清洁能源置换交易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按照省政府研究缓解云南省火电企业困难有关工作会议纪要的要求，2015年的11月和12月，当云南省的火电厂发电量小于分配给他们的计划电量时，水电企业和风电企业要将自己发电收益的一部分支付给火电企业作为补偿。“相当于你占用了火电的特权指标，就得给人钱作为‘补偿’。”一位业内人士对南都记者说。
煤价跌了，火电赚了
改变特权式排序才能根本扭转
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看来，中国碳排放达峰值的时间完全可以再提前。他告诉南都记者，2020到2025年之间实现峰值是可能的，“但是不能犯错误，现在犯错误还不是煤电过多的问题，而是盖了也不用，过剩浪费了。这就是拿大家的钱花着玩的。”
产业界对改革能源结构也似乎并不是太有动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俊峰告诉南都记者，五大电力公司都有自己的火电，而且是占大头的板块，他们保自己的火电就够了。以前煤价贵的时候，发一度电能赚一毛钱，现在煤价已经从六七百块钱跌到两百多块钱了，发一度电就能赚3毛钱。而且火电有计划电量，可以优先上网。所以他们就算是把自己的风电全部弃了，那也是赚钱的。
因此，要扭转这种现象，所谓的“能源革命”必须从顶层设计的改革和整个市场运行规则的调整开始。
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张树伟告诉南都记者，能源结构的调整，并不应该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很多人会这样认为：为什么现在风电上不了网？是因为火电不肯让出它的利益，认为风电分到的‘蛋糕’就是火电减少的———这也是不对的。”
张树伟说，像在德国等国家，风电和光伏确实也是优先上网，但这种是通过风电本身的竞争特性去保证的。简单地说，就是它的竞价上网机制，有利于风电、光伏这种不需要原料成本的能源获得优先上网权。
在可再生能源的起步和发展的阶段，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都是给予补贴以支持，补贴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其“清洁”而“花高价”用它，而是要以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的部分。事实上，在德国等国家，风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可以直接与火电竞争的程度。而在丹麦、挪威等环境标准特别严格的北欧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火电，并且已经成为了电力市场的主力军。
在张树伟看来，中国没有这样的排序手段，永远是特权式的排序，我说你优先你就优先。没有市场竞价的过程。这就是“弃风”“弃光”的主要原因。
但是，最近新出的6个“电改”配套文件也让他看到了些希望。里面涉及到的如何建立中长期市场和短期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已经是在“试图做正确的事情”。接下来就是看如何破除旧有的制度和观念障碍，把事情做好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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