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往往并不如戏，因为多数人的人生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但施正荣的人生比戏剧还戏剧。十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快速登顶中国首富，又快速地跌落谷底……这是该归咎于光伏产业的大起大落，还是个人本身的特性早就注定会有这么一天？
“以前从外地来到无锡、打车去尚德的人多是兴致高昂，想着通过尚德发笔财，而现在打车去尚德的人们，都是满面愁容，能追回自己的欠款就不错了。”当下无锡市的出租车司机们议论纷纷。
在无锡人眼中，尚德是一家优秀的大企业，这从当地政府对于尚德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尚德债务危机爆发后，无锡市市长朱克江在尚德现场办公，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各种问题。
作为尚德的创始人、领导者，施正荣自然没有闲着。8月底辞任尚德CEO，10月底紧急飞赴北京，与各大银行展开了合作细节的谈判。但这次谈判注定艰难，因为当下尚德的资产负债率已超过80%，严重资不抵债。
靠免费太阳赚钱的尚德，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吗？
怀揣澳洲国籍拿有中国绿卡、爱好听歌剧喝红酒的施正荣，2005年时还是中国首富，很难想到危机会来得这么快。2008年公司股价一度涨至80多美元，新兴行业、中国概念、劳动力优势、政府倾斜，给足投资者买入的理由。一转眼，债主堵门、股价跌破1美元、行业萧条，财富来得快，去得更快！施正荣缔造了最高速的财富神话，并以几乎同样的速度跌至谷底。
风光之时，施正荣被关注的尽是闪光点：享誉全国的企业家，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傲人的教育经历，光伏产业中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但如今媒体的焦点全都围绕着他的管理不善、用人不当、产业判断失误、爱面子乃至人品上，就连花时间参加克林顿晚宴之类的事情也被刨出来追问。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如果闯不过眼前这一关，施正荣将被定义为失败者，好在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在这场危机抹去他几乎所有的光坏后，即将迈入五十知天命之年的他，还能东山再起吗？
“嘿，他是我的偶像”
那些如BP、西门子的能源巨头，他们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之久才登上财富顶端。
施正荣把这个过程缩短为十年。
就在一年之前，2011年的各大有关太阳能的展会、学术论坛、报告会上，施正荣作为尚德电力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行业内的顶尖科学家，均出现在这些场合。
他的出场往往会引起一阵骚动，身穿黑西服的保镖分开众人，穿着格子衬衫、个子不高、额头宽阔的施正荣，在人群的簇拥下走向聚光灯，稍有停顿就会被周围的年轻人包围起来，索要签名和合影。而外围的年轻人则会相互低语：“嘿，他是我的偶像。”
一年之后，施正荣低调许多，他鲜少露面于公开场合，更拒绝在媒体上讲话。
事实上，十年前和十年后的施正荣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仍然是愿意和人谈论天气，仍然是在社交场合中略有拘谨。
在施正荣回国之前，他的人生轨迹是一个标准的60年代人：在自然灾害末期挨过饿，恢复高考后成功上大学，出国热的时候顺利出国。享受过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经历过澳洲高校的最顶级的科学研究，也吃过苦，刷过盘子。
施正荣的成功离不开两位贵人的鼎力相助。
一位是大学导师。施正荣师从诺贝尔环境奖得主、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好学生遇到良师，就像鱼儿找到了水，留学期间施正荣就握有十多项太阳能发明专利。
另一位是无锡市原经委主任李延人。两人一见如故，决定合作创业。借助李延人在无锡市政府与企业方面的人脉关系，施正荣梦想中的尚德宏图最终有了落地生根的机会。
前有马丁教授，后有李延人主任，施正荣如虎添翼，在太阳能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施正荣被塑造成了科学家创业致富的榜样，但科学家未必能做好企业的伏笔也就此埋下，被众多光环巧妙地掩藏起来。
谁绑架了谁：从40万到200亿
很难想象有一种投资方式，可以把40万美元在5年内变成200亿人民币。施正荣做到了这一点。
施正荣的财富神话始于无锡市政度对他科学家身份的肯定。
十年前的施正荣，拎着一个小挎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中国内地转了七八个城市，每次见到一个城市主管负责人他都会告诉对方自己的项目能赚多少钱，并称“给我800万美元，我给你做一个世界第一大企业”，但谁都不敢接。太阳能这种当时冷门、昂贵且不经济的产业并不被看好，大部分人将他当成骗子。
当时的无锡政府却看好施正荣和他的项目，“我们就是要吸引施博士这样的科学家。”在无锡市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无锡尚德开始建厂并且迅速上了生产线。
2000年无锡尚德成立之初，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共同融资600万美元，作为大股东，施正荣本人由技术股和40万美元的现金股共占25%的股份。施正荣任公司总经理，李延人出任董事长。
几年后，施正荣兑现了诺言——尚德太阳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商，无锡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光伏生产与出口基地”，正是在施正荣效应和无锡政绩的诱惑下，众多城市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太阳能运动中。
无锡市政府对尚德的“宠溺”，在2004年达到顶点。
在2004年尚德电力在纽交所上市之前，按照股票市场的通行规则，要求国有背景下的风险投资退出。但是此时，无锡尚德已经打开欧美市场，拥有几条生产线，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国有背景下的风险投资者刚刚开始获得投资回报，并不愿意退出。
施正荣则要求：“他们不退我退，什么股票、公司都不要了。”施正荣向无锡市政府递上了这样的一份报告。
无锡市政府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公开表明态度：“谁要是把施博士放走了，市委、市政府将追究其责任。”
不久之后，国有股在政府的授意下，获得十几倍收益后套现退出。高盛、英联等多家海外机构顺利入股。
经过资本运作后，施正荣在尚德电力的持股比例由无锡尚德成立之初的25%，到上市之前的46.8%，成为尚德电力大股东，其他持股人则都是分散的小股东。
上市后不久，股价就涨至40美元，施正荣持有6800万股，身价合计人民币超过200亿元，远超福布斯2005年中国首富荣智健的16.4亿美元与胡润百富榜首富黄光裕的140亿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后来股价涨到80多美元后施正荣的身价。
但是，就像太阳不可能每天都出现，乌云也经常笼罩大地一样，尚德的股价渐渐步入乌云阶段。
十年前，无锡市从上至下都以尚德为荣，无锡市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尚德这家光伏企业打造成自己的城市名片，而十年之后，尚德几乎成为无锡市的“包袱”，股价长期跌破1美元，濒临退市的边缘。不论是政府公务员还是银行职员甚至尚德的供应商都把尚德视为难题，难以解决，也无法丢掉。
有人说是无锡市政府绑架了施正荣，绑架了尚德，以政府之力干预光伏产业的发展，施正荣是“被财富”，但也有人说是施正荣绑架了政府。
如果说2004年的施正荣是以技术来强势要求政府退让，那么在2012年的破产事件中，施正荣具有更强势的理由。
坐落于无锡新区的尚德电力总部办公大楼，总面积约为1.8万平米的全球最大光电幕墙是无锡尚德的标志。这样一个由多个厂区组成的园区内，共有数万名员工在此工作。
在尚德鼎盛时期，在无锡市新区人才市场的现场招聘会上，无锡尚德收到的简历论尺来衡量。这些年，每年尚德缴税都超过亿元。
2009年，无锡尚德遭遇经营危机，裁员数千人，当时就引发了周遭企业和员工的恐慌。
现在，尚德作为无锡市的一张具有“国际范儿”的名片，如果宣告破产，在上万人失业以及税收影响的基础上，地方形象以及此前所获得的种种荣誉都如泡沫般破裂，无锡市政府不能不救。
“有谁不要面子？”
当施正荣和他的企业身处难以脱身的险境之时，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之一，在最近几个月间头发几乎白了大半。
尚德电力在纽交所上市后，股票最高达每股80多美元，施正荣本人跻身中国首富。几年之后，尚德电力的股票被华尔街的分析师估值为0，“除非重组，否则只有破产清算，此外没有任何出路。”分析师称。
企业家们经过努力，借助一些机缘后，达到财富云端。此后，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自己的财富、声名、企业规模，决计不会让自己和自己的企业跌至谷底。
当施正荣达到财富顶端，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2004年尚德电力在纽交所上市之后，施正荣和尚德同时“有钱了”，他做了两件事情：
在上海成立“施氏家族慈善基金”，交由太太打理，关注气候、环境等问题。
在无锡新区修建尚德电力总部。后来于2009年竣工使用的尚德电力总部的光电幕墙，是一整面太阳能电池幕墙，出自奥地利设计师之手，它的面积全球最大，成为无锡市的标杆，甚至成为光伏行业的标志性建筑物。
同行业企业参观过之后，感慨道：“去了尚德才觉得我们就是乡镇企业。”
施正荣曾经对自己的高管说过，他希望尚德是一个3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具有高大、英俊、强壮，有责任感，开放且有活力这样的特质。
离职的高管对这句话的吐槽点则在于——他们不仅要求尚德赚钱，还要求尚德高大英俊，为行业做出表率，“他是个好面子的人。”
在尚德，施正荣要求只要有一个老外在场，高管们就要说英文，因为施正荣担心外国人会揣测中国人是不是在议论些什么。
此外，施正荣对尚德的理想形象也是他对尚德高管的理想形象，他更偏爱那些“简历光鲜、有着跨国公司背景、海外生活经验的高管”。
尚德电力上市后，施正荣聘请了一批曾经在BP、西门子、拜耳等跨国公司工作过的职业经理人，到今年又进行了一轮人事调整后，尚德的高管大多数都是由外国人担任。
施正荣习惯用这些职业经理人，并把他们“空降”到尚德的各个部门。
2010年，担任尚德首席人力资源官的是在GE、中国平安[43.58 1.35%]和强生做过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空降兵”。他的工作是动用所有猎头方式，寻找“完美的理想人才”，选人标准是：懂光伏行业和技术、有大规模跨国公司的全球管理经验，还要有企业家精神。
在尚德电力上市后几乎每隔几年，施正荣就要对现有的管理团队进行更换，而每次更换之后，施正荣都会认为自己找到了“十分符合尚德要求的完美人才”。
施正荣这样做有自己的考量：“我能用中国人肯定用中国人，但尚德面对的是欧美市场的客户，又不是中国的煤矿区。”
施正荣想要把尚德打造成完全具有“纯粹外资血统”的现代光伏企业的同时，他自己也在通过各种途径把尚德推向光伏企业标杆的位置。
在无锡的尚德总部，施正荣的办公室里，有整整一面墙上，摆满了施正荣曾经获得的各项荣誉，2008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年度经济人物时的封面镶嵌在玻璃镜框中，悬挂其中。
当参观者浏览这些照片时，施正荣可能会以英文说一句，“这是……虚荣墙”。施正荣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人”，除了他是澳大利亚籍，持无锡绿卡以外，他更习惯用英文与人交谈。
或者说施正荣更希望自己有国际化的形象，某年年底，施正荣与他的高管团队去澳大利亚开会，晚上在某家中餐馆聚餐，饭前，施正荣亲自一桌桌向周围的客人解释，解释过后才安心用餐，他对同事们的解释是“不想被老外说中国人吵”。
事实上，当施正荣到达财富顶峰时，他更多的是在国际场合中出现。
“施正荣会出席大量的光伏研讨会、论坛等场合，在那里，他是以科学家或者是施博士的身份参与其中。”施正荣曾经的身边工作人员说道。
事实上，此前有专业人士分析道，在施正荣看来，创造引领行业的商业模式、技术和品牌价值，要远比获得高利润更重要。
作为一个科学家更重视在各个方面的领先地位，而商人则会更重视企业利润。
此前有人问到他希望自己在公众面前是一种怎样的形象时，施正荣的第一反应是“完美的形象”。随后则又加以解释道：“有人说我要面子，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同意，可能潜意识里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有谁不要面子？”施正荣反问。
要面子的事情，或许和施正荣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施正荣本该姓陈，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后成为化学博士)，刚出生后他就被过继到施家养育，从小就在养父养母身边长大，自立和要强都是很容易出现的特质。只是有这种特质的人，一生注定会活得累。
科学家还是企业家
曾经施正荣被视为科学家转型为企业家的成功范例，当光环褪去的时候，又有一些全盘否定的声音出现。
无论如何，施正荣在尚德的战略发展中，不可避免带有科学家的一些固有特性：偏执、随意性强以及带有个人学术研究情结。
光伏行业业内，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技术——晶硅电池和薄膜电池两大阵营分庭抗礼。晶硅电池的转化率是薄膜电池的2倍以上，但是成本要高于薄膜电池，两者各有优劣势，而目前晶硅电池由于转化率的优势，占据80%以上市场，薄膜电池由于无法实现其提高转化率的技术问题，一直不能得以大规模推广。
施正荣此前所进行的研究专业为薄膜电池，或许他一直无法割舍薄膜电池的研发与应用。
2009年，无锡尚德与四川大学组建四川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进行薄膜电池项目的研发与市场应用，后来的几年间，在施正荣的坚持下，尚德为此项目付出了数亿元的研发经费，而在转换率方面一直没有看到效果。
事实上，与此同时，尚德在上海投入了3亿美元建造薄膜电池工厂，但是当项目一期建好之后，施正荣又将此项目改建为晶硅电池工厂，期间损失数亿元。
施正荣给出的解释是晶硅电池的应用前景优于薄膜电池，但这无法说服众人。因为这样一个技术问题对于施正荣来说，判断起来并不难。
“他做出决策的随意性太大了，这样的事情不是少数，几次决策过后，可能他自己又很快更改。而且他做决定的时候，别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主意。”一位此前在尚德的高管说道。
尚德在最近几年间的利润率非常低，此前一位业内人士就公开评论过:“尚德产品的价格最高，利润率又最低，他到底要做什么？”
让尚德不得不在几年间背负高成本“包袱”的缘由是作为产品主要原材料的多晶硅的成本过高。这其中既有市场泡沫的原因，也有尚德的战略失误。
2006年，多晶硅价格一路狂飙猛涨，在施正荣的坚持下，无锡尚德与美国多晶硅企业MEMC签署了一份十年的供应合同，双方约定，在这十年间，尚德可以以80美元每公斤的价格采购多晶硅。在签署之前，尚德有多位高管提出，这个价格过高，在多晶硅价格被热炒得虚高的时节签订这样的合同并不明智。
但是施正荣认为，在光伏行业，“得多晶硅者得天下”。
随后，多晶硅价格开始下行，到2011年，多晶硅价格已经跌到40美元之下，尚德花费2亿多美元解除合同。但令人费解的是，尚德在解除前份多晶硅供应合同后，又与韩国多晶硅企业签订新的长期合同，双方约定多晶硅采购价为35美元每公斤，到目前，多晶硅价格已经在20美元每公斤左右。
尚德与同行业企业相比，仍然背负高成本采购的压力。
不止一位离职的管理者认为，施正荣是过于固执以及混乱的战略决策导致目前的境地。“一系列无节制无效果的混乱投资烧光了尚德的积蓄，最终导致目前的境地。”
2005年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过一句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今天看来，施正荣是否一语成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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