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外投资过程中，还可能遭遇多种类型的风险，包括投资和贸易开放程度限制、法律政策限制、宗教因素、负面舆论、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防范风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建议“走出去”的企业要未雨绸缪：要做到尽职调查，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法规、历史和人文环境；了解项目或者企业的运营历史；清楚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处理外资纠纷的习惯性行为；明晰投资目的地国是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此外，要把握好投资的节奏，慎用贷款换资源模式，充分评估资源国的债务负担程度和还款能力，对国际间有关中资对外能源投资的舆论要主动应对。
的确，面对风险，一味夸大甚至退缩，都不是上策。毕竟，不少能源企业已经到了或是“达则兼济天下”，或是困守国内可能遭遇更大风险的阶段，所以必须“走出去”。既然如此，不如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在识别、规避、止损风险的同时，抓住机遇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遥想古代的驼队和商船所面对的未知与风险，今天的我们想必应该有远为强大的自信。
大账小账一起算
远行之前，先做足准备，修炼内功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谈投资，经济账是必须要算的。在国家层面，“一带一路”要算大账，也就是战略账、发展账；而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更要算清小账，也就是算投资回报，而且要精打细算。正像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刘京生指出的那样，哪怕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项目，也必须通过市场产生可持续的赢利，才能长久维持运营。因此，企业需要主动探寻市场需求，结合自己的优势，在如何获利、如何分散项目风险上做好功课。在这样的基础上，也才谈得上通过踏踏实实打造标志性项目，树立口碑和品牌，形成良性循环。
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可以尝试“组团出海”。有些项目单独依靠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难以完成，国企由于特殊所有权情况，在跨国投资并购中可能面临更多的质疑和审查，而民企在融资和与政府沟通方面具有相对劣势，那么民企和国企进行战术配合，组成财团联合“走出去”，既能降低投资风险，又有助打破投资壁垒，并且能获得充足的资金。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颐杰鸿泰复杂混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央企和民企联合投资孟加拉国艾萨拉姆燃煤电站项目，成功持股30%。此外，企业还要整合多种资源，包括政府的引导助力、智库的智力支持和媒体的宣传报道，从而形成合力，对接国际资源。
能源项目通常规模巨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还要善用金融机制。除了债券这种直接融资方式，企业更多的是通过信贷实现间接融资，这就要跟银行打交道了。目前有四类银行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关服务：第一类是区域性银行，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第二类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第三类是国内的两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银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跟进相当紧密，支持力度最大；第四类是商业银行，包括以中农工建交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商、中信、民生、华夏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商业银行可以提供并购贷款，开展内保外贷、内保直贷等融资担保服务，还可以通过远期结售汇帮助企业缓释和防控汇率风险。有了这些机制和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定价和抗风险能力都有望得到大幅的提升。
通过这些努力与实践，如果穿越到今天的马克·波罗重写他的那本游记，在能源这个商品类别后面的推荐当中，相信一定会有一长串中国能源企业的名字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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