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供电基础设施是另一个重大机遇。央视纪录片《一带一路》里，拍摄了一个巴基斯坦山村小姑娘曼娜扎，放学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阳下山前赶着把作业做完——因为电费太贵了，占到全家支出的1/10，而且还经常停电。
类似这样电力短缺的现象并不少见。长江证券最新发布的电气设备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年用电量不到1700千瓦时，低于全球平均的3000千瓦时，可见提升空间之大。根据测算，如果这一数字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将为全球电力企业带来大约13万亿元的市场增量。
已经在海外市场具备优势的中国电力企业，正好大显身手。国内龙头企业的技术实力已追平了日韩对标企业，在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特高压输电等特殊市场，也实现了对欧美巨头的超越。而中国电力设备和工程总包价格通常不到欧美企业的一半，超高性价比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以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建设巴西美丽山特高压项目为例：国家电网中标美丽山二期项目，预计将带动变压器等核心输变设备共计50亿元国产电力设备出口，特变电工、中国西电等企业将会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输变电标准也被输出到了海外市场。因此专家分析称，输变电工程有望复制“高铁与核电”的国家名片模式，加速产能走出去。
此外，可再生能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也非常广阔。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环保要求日益提高，已有多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例如，印度计划到2020年实现20吉瓦的太阳能发电规模，泰国非水可再生能源消费仅占一次能源消费的2%，并计划到2021年提升到25%。类似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称得上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新蓝海。
政策、汇率多风险
探寻新蓝海，就难免遭遇风险，必须劈波斩浪。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亚非欧大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各异，既与中国的互补性很强，给中国企业发展及海外投资带来全新机遇，也正因为这些差异，以及复杂多样的国情民情，加大了投资运营的潜在风险。能源类投资本来就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对于风险“防范胜于处理”就显得更为迫切。
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政治风险。俗话说，安全第一。企业对外投资尤其如此，保障人员和资产的安全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前提。“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区域也聚积着不同的风险。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极端势力盛行，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一直是影响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区域内的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巴以冲突等问题已经持续多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依然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对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来说，恐怖袭击则是重大安全威胁。2016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遭遇了恐怖袭击。其中一些恐怖分子会袭击西方在当地的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中国企业就曾经在国外工程承包建设过程中，遭受此类袭击，不幸发生人员伤亡。
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或政党轮替，也会在政策连续性上带来风险。缅甸的密松水电站，曾经是中资公司走出国门的典范，然而，2011年9月，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以“未做好环境评估”为由在缅甸国会宣布项目搁置。众多原因中，企业没能同时处理好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导致政策调整对我方不利，应该有一定关联。
同样，投资老道如首富王健林，尚且在与“金球奖”制作公司DCP的交易当中，由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变化，收购失败并且支付了5000万美元违约金，折算成人民币，可是比3个“小目标”还多。显然，“一带一路”上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可要大得多，务须谨慎。
排在第二位的，则属汇兑风险。对外投资，自然少不了不同币种间的汇兑，由于各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水平的波动，风险也孕育其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分析，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而言，汇兑风险主要来源于：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在低位。石油出口国中，那些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石油价格下行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加大了财政压力，甚至导致政局和社会不稳定；二是，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背景下，一部分国家的资本大规模外流，本币贬值的压力不断增强。二者结合，导致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都遭到了巨大冲击。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汇率在2015年逼至历史低点；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坚戈随即下挫超过30%；2016年8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出现了连续22天下跌，创下23年来最低汇率；11月初，埃及执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埃及镑随即对美元贬值48%。出现类似情况的国家，很可能采取汇兑限制措施，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就会面临无法把本币收入兑换成美元或者人民币、并且汇回国内的风险，手握的大笔本币，又不断贬值，利润难免遭到侵蚀。因此，汇兑风险也是对外投资企业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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