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因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只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科学，计划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就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再讲几句。
林毅夫似乎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解决的。这种认识如果说不是过于天真，也是对激励理论的误读。
政府官员是多任务、多目标的代理人。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当然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没有寻租的空间。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对政府官员，我们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有限政府”含义。
就产业政策而言，激励机制的设计还有特殊的困难：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但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要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是不可能的。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我们很难区分究竟是“经”错了还是和尚念错了！3G的错误谁应该负责？光伏产业政策呢？
我能想到的惟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如果政府要实现某个产业政策，就应该让赞成该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拿出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拿纳税人的钱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理由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场的“协调失灵”。但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企业家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理论上讲，林毅夫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如何做决策，这与他信奉的新古典范式有关。在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是基于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对日常管理决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实市场中，创新不是边际上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或者如杨小凯讲的“超边际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当年比尔·盖茨预见“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会有一台电脑”的时候，他是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计算出来的吗？
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一个创新给企业家带来10的预期回报，给社会带来100的回报，不意味着企业家就不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只要预期成本不超过10，企业家就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当博尔顿投资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机卖给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蒸汽机带来的全部的正外部性；当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的时候，他想的是每个人桌子上的电脑安装的都是他的软件，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软件带来的所有好处。
外部性辩护也与事实不符。按照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但过去200多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
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出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斯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了视窗平台软件；没有政府资助，马化腾仍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给我们提供淘宝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林毅夫大概不会否定这些都是最具社会外部性的创新吧。这样重大外部性的创新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创新没有政府补贴就没有人做。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这一点我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已经证明了。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
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让我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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