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号文件开启了电力改革新局面
9号文于2015年3月发布以后，标志着电力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三放开一独立，一深化三强化”，即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有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
推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
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进一步强化电力统筹规划，进一步强化电力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供应。
为有序加快推进改革，国家有关部门开展了各种试点，包括深圳市、内蒙古西部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安徽、湖北、宁夏、云南、贵州改革试点，云南、贵州等省综合试点，在甘肃、内蒙古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的试点等。政府部门也已与有关电力企业和相关方研究组建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事宜，以及研究其他区域和省级交易机构的组建方案。
根据电力改革与发展的急需，一些与9号文件相关的内容已经由政府主管部门先期出台，如《关于贯彻中发〔2015〕9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通知》、《关于完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关于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实施意见》等。而与9号文件直接相配套的输配电价格改革、电力市场建设、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售电侧改革以及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等6个文件预计近期出台。
3、生态文明改革与电力改革息息相关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电力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围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政府部门发布了《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6个配套文件。这“1+6”文件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建立有效的环境经济制度，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并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保护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强化企业环境主体责任和加强政府监管责任。要建立可操作、可视化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实现对各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评价考核。可见，这些文件既为我国环境治理基础制度改革提供了依据，也为电力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项对我国长期以来的环境管理体制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无疑对电力企业现行的管理体制、机制也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电力工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电力新常态表明，电力供需矛盾由长期以来的短缺状态向相对过剩转变；电力工业的规模达到世界第一，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电力能效水平、污染控制水平达到世界先进；电力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已经不是制约电力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新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推进之中，但是，一个新的电力体制像是在海平面上露出了桅杆的一只航船，正向我们驶来。面对经济新常态、绿色发展新要求、能源革命新态势，新的矛盾、新的任务、新的“堡垒”已经摆在电力行业的面前，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电力行业，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前所未有。
能源系统优化仍然是中国能源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国。以常规大气污染物为代表的雾霾问题和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两大关键。
面向“十三五”，电力发展向何处去？这已成为摆在电力行业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是以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模式为目标，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追赶”型战略与策略，电力工业发展也是如此。然而，当我们已经立于电力发展规模与技术水平的世界之巅时，则需要我们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领世界电力发展方向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电力行业一些基本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如电力供需矛盾由短缺向相对过剩转变，使电力行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向加剧电力行业内部矛盾的方向扩展，使发电与电网、发电与发电之间的矛盾呈现新的特点。在环境与发展约束的矛盾上，由常规污染物排放约束为主向低碳和水资源等约束为主的方向转变。这些基本矛盾的变化，使火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矛盾、西电东送与就地平衡的矛盾、煤电与气电发展的矛盾、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与分布式电力发展的矛盾、电力清洁化与电网安全的矛盾，以及电力改革预期电价下降与电力清洁化带来的成本提高的矛盾都越来越尖锐。电力行业在面临很多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同时，又要面对大量的新问题。
但是，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都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问题，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1月18日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这一论断是判断电力发展基本方向的前提，也是保障电力行业在“十三五”期间再创辉煌的基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为“十三五”发展勾画了宏伟蓝图，指出了“十三五”经济和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习主席关于推动能源革命的论述构建了中国能源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中国已向世界庄严承诺了中国到2030年碳减排的目标和重大行动；国务院及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发布了部分“十三五”能源及电力发展目标、“互联网+”智慧能源行动计划等，也出台了智能电网发展指导意见、配电网改造规划等。综合分析，电力工业在“十三五”规划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电力在能源系统中的新定位；
二是对电力相对过剩的程度、结构、时段的判断及有效解决“弃风”、“弃光”、“弃水”（简称“三弃”）问题的方法；
三是环境治理尤其是雾霾治理与煤电、气电发展的关系；四是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发展中的电力发展；五是低碳发展要求下的电力发展战略等。
高度重视电力在能源系统优化中的作用
能源系统优化仍然是中国能源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国。以常规大气污染物为代表的雾霾问题和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两大关键。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现实且迫切，后者现实、长期且艰巨。面向“十三五”，我国既要全面实现小康水平（初步完成工业化），又要推进能源转型，同时要加强常规污染物控制，还要加快温室气体减排，这“四重压力”同步出现。这与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气体能源（低碳化石能源）替代石油和煤炭（高碳化石能源）、解决了常规污染物控制之后，再开始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不论是难度上还是付出的代价上都有巨大差别。
中国的种种能源问题，都是“四重压力”下多种矛盾在不同领域表现的结果。突出反映在煤炭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矛盾，煤炭集中利用与分散利用的矛盾，天然气与煤炭、电力发展的矛盾，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的矛盾，大型水电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矛盾，可再生能源与核电的矛盾等方面。煤炭总量控制、燃煤电厂提效改造、煤电超低排放、燃气电站替代燃煤电厂、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补贴及优先上网、特高压输电推进、电动汽车发展等政策措施，都是这些矛盾在政策中的反映。
在这些矛盾中，由于煤炭仍然担当着基础能源的角色，且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约1/3煤炭利用（散烧）具有“污染”特征，以及煤炭具有的“低价”特征，故煤炭清洁利用、电能替代及与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协调性，更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也是能源系统优化的主要内容。
能源领域对雾霾的影响主要是煤炭散烧和机动车排放污染，尽管电煤占了50%，但由于进行了严格的污染控制、分散式布局、高架源排放，对雾霾的影响已经很小。因此，合理提高煤炭转换为电能的比重，加快电能替代燃油，将是以较低的经济代价尽快解决雾霾污染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从长远看，非化石能源转化为电力是清洁、低碳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但由于规模、能源密度、成本、电能质量等原因，当前及未来十多年，对解决现实的雾霾问题既是杯水车薪，也是远水难解近渴。因此，在“四重压力”下，“十三五”对能源系统的时空优化措施仍是重中之重，而电力将发挥着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
能源系统优化的关键是“协调”。即要全面贯彻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简称“五大发展理念”），要将五大发展理念具体落实到指标、行动上，防止“木桶”原理中的短板效应。“协调”包括政治目标与法规、政策协调，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协调，政府部门间权力及责任协调，电力企业间利益的协调等等。其中，能源优化“协调”的核心是对能源供应“多元化”、能源经济代价、环境质量影响（而不是污染物总量的变化）、碳排放总量等目标进行时空上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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