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目前风力资源条件良好的陆上风力发电成本已经足以与化石燃料电厂展开竞争。而在考虑化石能源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当然，目前全球尚没有一个国家建立基于“完全成本”的电力交易市场，但这表明风电和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技术和成本基础。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大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位置、资源利用的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比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最早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30多年，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仅为6%左右。
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以来，目前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只有2%多一点。然而，实践中，能源转型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成为推动我们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转型的动力，反而被一些不愿意推进能源转型的市场主体作为理由，拖延转型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缺乏对能源转型具体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是导致简单化理解能源转型，进而造成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实践战略思维缺位、政策应对抓不住主要矛盾，从而导致“头疼医头”甚至“头疼医脚”的重要原因。
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转型的前提
简而言之，能源转型通常表现为一次能源主导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如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但是，“新”能源份额的提升只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浅层表现，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的自然结果。对一个国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正确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能源转型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从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出发，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很多国家当前正在推进的能源转型：
首先，能源转型绝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说，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
德国可再生能源十多年来的快速增长，除了众所周知的政府政策强力支持外，法律强制电网企业为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进行变革至关重要。可见，把能源体系变革作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核心要求，才能准确和客观地理解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正确方式与真实空间。
其次，每次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随着石油逐步替代煤炭，石油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崛起，部分煤炭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倒闭。随着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替代的深入，可再生能源企业与化石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正确把握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或者受到“旧能源”集团的游说，有可能会出台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
比如，19世纪初，当荷兰传统主导能源“泥炭”的消费地位受到发热量更高的进口煤炭威胁时，荷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征收煤炭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泥炭产业。结果这不仅延迟了荷兰能源体系向煤炭转型，而且使本已开始衰退的荷兰经济雪上加霜。
最后，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与足够重视。从能源转型的历史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当前的能源转型，主要内容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相比，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均更胜一筹。
从长期性看，作为替代能源主力军的可再生能源，无论是能量密度还是利用成本，与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相比均无优势。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对此，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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