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蔡恩泽撰文指出，2016年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开局之年，以新兴产业为龙头的中国制造必将进行脱胎换骨地转型，关键要看是否真正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2月9日提供的信息表明，现在中国机器人企业已经超过2000家，而且还在走扩大产能、进口核心零部件搞组装的老路。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体系明确锁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十大领域时，各地趋之若鹜，后果很严重。即便是新兴产业，也可能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潭。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创立的理论，其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在制度变迁或技术演进中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就有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当人们做出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中国制造正是低端、组装、代工（OEM）、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的路径选择，并一直沿袭了数十年。其路线图是，先炮制一个时尚概念，比如智能制造、生物医学工程、新能源等，各地竞相布局，高价引进国外的设备、零部件，或以市场换技术，等到中国具备相应技术和能力时，便出现了产能过剩，低价向国外出售，于是又引来国外的反倾销。
新兴产业意味着可以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但是中国一些新兴产业没有获得高利润反而跌进低附加值陷阱。一些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徒有名号。事实上，在一些高技术企业里，中国仍然处于价值链的弱势位置上，局限在组装、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并继续付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这种路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制造渗透着浮躁的气息，前脚踩油门，后脚踩刹车。
比如，光伏产业的环保节能基因决定其必然是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用“烈火烹油”来形容当初中国光伏产业突飞猛进不为过。
几年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千亿元的光伏产业基地或产业园区，而当时中国总共只有3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容量。中国2011年的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只有20GW。产能的无序扩张和过剩，使中国光伏产业遭遇灭顶之灾。
仅仅经过几年的扩张，在中国，光伏产业就已走向夕阳和没落。能耗高、污染严重，低价竞争不断挤压利润空间，中国多晶硅产业繁荣的背后是不可忽视的低端制造之痛。由于没有统一的能耗、占地及环保标准，中国多数多晶硅企业在成本、质量等方面很难与国外企业抗衡。
据美国投资机构MaximGroup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的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约合1110亿元人民币，国内整个光伏产业已接近破产边缘。其标志性事件是光伏“双子星”赛维和尚德的陨落。
作为中国光伏业的巨头，赛维曾经创造了巅峰式的辉煌，头顶世界第一大太阳能多晶硅片企业的桂冠，赛维董事长彭小峰凭此一度跻身新能源首富。当产业步入寒冬期，资金链的断裂、近300亿元的巨额债务缠身、供应商的逼债，赛维走在破产重整的风口浪尖上。
而光伏双子星中的另一颗，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和面板制造商尚德，作为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民企，尚德上市后两年，花钱大手大脚，其一年仅花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活动上的资金就有6000万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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