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也就是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要从“计划时代”进入“市场时代”，要让过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这样说，之所以要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过了度、过了头，反而忽视了提高能效、节能、基础建设等其他重要的环节。今后我们将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刺激，转而加强对节能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重点解决电网与电力系统的问题，如智能用电问题，如电动汽车充电与发电匹配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高额补贴时代就要过去了，但这个过程也很艰难。由于德国已经有100多万户屋顶光伏电站了，整个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选民势力，他们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轻易变动补贴政策。但硬币都有两面，补贴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因为高额可再生能源补贴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高达每年200亿欧元，这些费用要摊到每个电力用户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电费的群体也大有人在。而且电价上涨不仅波及千家万户，德国的中小企业也承受不了，所以这些人反对过高的电价，呼吁改变过度补贴的情况。
记者：中国将实施能源革命，根据您在德国转型中的经验，您想对中国的能源革命说些什么？
科勒：我想说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光伏近年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网之后，将对配网产生很大压力。因为以前的配网不是为了光伏电源而建，必须改造配网才能适应光伏发展。由此带来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将会出现很大的配网瓶颈，光伏也难以上网消化。
第二，以前配网的电力流是从上向下走，现在出现了从下向上走的情况，因此需要新的配网技术，同时为了解决电力拥塞问题，必须发展智能电网。未来电力用户也要适应新的电源特性，也就是说，以前用户需要多少电给我多少电，今后可能就是发多少电，用户尽可能用多少电，也就是用电侧的管理。
第三我想说，中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电力系统，实现将可再生能源“运出去、消纳掉”，并不断优化系统，包括蓄电、用电和整个能源链的全过程，这是最关键的，不优化系统，就接受不了这么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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