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补贴量过大、时间过长，其效果却可能适得其反。这将使企业感受不到市场的压力，躺在补贴上照样可以生存，导致竞争意识削弱，长期处于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的状态中。这就只能培养出“温室里的花朵”，一遇风雨便会夭折。
欧盟的新能源发展中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在金融危机打击下，当政府经济困难再也拿不出那么多钱补贴时，新能源产业就不可避免地下滑。西班牙一直以新能源领先而自诩，但这是在政府的高补贴下实现的，该项补贴由2007年的1.93亿欧元增至2012年的81亿欧元。即使将其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政府也要为此负担260亿欧元的累计赤字。金融危机下的西班牙政府再也“补不起”了，在前两年已削减56亿欧元后，2013年又削减了27亿欧元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至此，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该行业走向破产；二是消费者再增加40%的电费。然而，这两者都使危机中内外交困的政府雪上加霜、难以应对。
在诱人的高补贴之下形成投资的冲动，企业不考虑其技术水平一哄而上争抢这个“垂手可得”的利益。低水平下的生产能力有了表面性快速增长，却非常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其表现之一就是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有千瓦（装机容量）而无千瓦时（输出电量）”，这类发电量很不稳定的电源难以为电网接纳而被弃置，从而成为我国大型光伏电站、风电站建成后面临的头号难题。特别是当欧美对我国企业实施反倾销制裁时，整个行业陷入困境，不但一些中小企业难以为继，连当年的王牌企业也被迫破产重组，光伏行业发展政策面临重大调整，行业内要大洗牌。
更有甚者，高额补贴还诱发许多骗补行为，在我国涉及到新能源行业和某些节能项目。这类骗补之所以得逞，原因之一是补贴没有针对提高技术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的科研项目，而是直接以现金补贴了市场，特别是对企业预拟的生产（节能）能力建设予以补贴，致使不法者有可乘之机。
对新能源的补贴有相当部分转嫁给了电力行业，环保要求提高带来的电力成本增加与经济不景气的打击迭加在一起，使许多国家的电力企业运营困难。作为欧盟主要电力供应者的九大能源公司联合施压，要求取消这类补贴。许多工业部门因为高电价增加了成本，利润率下降，促使他们一批批迁往成本更低的北美和东亚。这对于传统制造大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利，加大了走出金融危机的难度。显然，欧洲的例子会对仍在加大补贴的国家有预警式的启示。
在许多国家，政客为了选举而笼络人心，大开承诺补贴的空头支票，有时可以达到上台执政或继续执政的目的。但空话填不满赤字，其所造成的财政恶化的苦果或由其自食、或要继任者吞咽。查维斯之后陷入严重社会动荡的委内瑞拉面临的正是后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国家将能源补贴转化成人为压低能源价格的暗补，但这种由政府强力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必然使负面效应越积越大，价格逆差带来的亏损最终还是要由社会、民众负担。对此，有的专家明确指出：“低能源价格加能源补贴，在多数实践者那里是一种失败的政策配套”。
如何进行合理补贴
向科技研发倾斜。既包括为创新所必需的偏基础性研究，更包括直接为解决能源生产和降低成本服务的技术、装备研制，还包括从实验室到小型的“放大样”、到规模逐渐加大的工厂化建设和试运行，甚至包括系统的环境评价、全过程能效和成本评价等配套的软科学研究。没有这些早期投入便不能迎来它们的规模化生产，而只有规模化生产才能更真实地评价其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退一步说，前期的科研投入不足，仅从发展绿色能源或满足供应的良好愿望出发，拔苗助长式地靠补贴去直接拉动投产，发展中必然走弯路、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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