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第2009018期封面
层出不穷的资本英雄、拔地而起的风机和太阳能板、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在打造新能源基地……在节能减排已近变成一种道德力量的时候，我们为新能源的发展冲动叫好，却也为其一哄而起背后的盲目和无序而担忧。
新能源是发展方向，是未来的希望，但它还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护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长，妨碍了它的大好前程。
新能源要发展壮大，关键是技术突破。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将新能源发电成本降低到与传统能源持平甚至更低，产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太阳能热水器还是电动汽车，我们差不多和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某些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这就为中国追赶世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蛙跳”良机。当起点一致时，我们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来证明，所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件奢侈品。
中国做新能源不是为了国家形象，不是为了让外国人高兴，更不应是为了抵挡外国的贸易制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想想法国的核电、丹麦的风能，在冲动和理性之间，我们还需要一种坚持，一种无论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环境如何变化都不为所动的执著。
北大教授：中国是新能源经济受益者
查道炯
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发展新能源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其经济刺激计划中，涉及新能源的部分高达500亿美元。其中100亿用于智能电网的建设，为新能源并入(火)电网创造物质条件，其余400亿全部用于扶持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此外，被任命为能源部长的是一位坚信美国只有大力发展新能源才有出路的科学家。能源部掌管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实验室系统，共有28个下属实验室。所以，政府政策导向十分明确。
一些人将奥巴马对新能源的重视看成是美国寻找新的经济制高点的战略举措，也有一些人认为，新能源是美国拖垮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的阴谋，是美国人在忽悠我们。作为能源消费的大国，中国必须告别新能源阴谋论，坚定地走为了改善中国自身环境的新能源之路。
过去政策的延续
实际上，美国对新能源的重视不是奥巴马时代才有的，而是对过去政策的延续。奥巴马对新能源的重视，有较大的成分是延续并强化布什政府在2007年开始的能源政策。换言之，在追求降低对海外能源依赖这一点上，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有较高程度的连贯性。就思考美国的新能源政策与美国在能源领域与中国的互动而言，倘若把奥巴马的政策看成是党派区别大于实质，是新任领导人为了与前任有所不同而采取的政治作秀行为，则是一种误判。
小布什政府在第一个任期里的能源政策取向比较清晰：继续依赖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先用尽其它国家的化石能源储藏。按照这个逻辑，尽管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组织无关，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是值得支付的代价。
经过小布什政府进入第二个任期的实践，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相比，也没有大国或明或暗地支持被美国攻打的一个小国，美国要独自打赢一场战争也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伊拉克这么一个已经被制裁、被孤立十多年、四面楚歌的沙漠地区国家(较难以展开游击战)，在军事和政治两个领域，美国都遇到了没有料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盟国军队纷纷从伊拉克撤离。美国民众于2006年11月把掌控国会参众两院的机会交给了布什的反对党。这次选举的直接效应之一便是，选举结果一公布，力主在伊拉克战斗到底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不得不引咎辞职下台。
布什在2007年初终于开始提出新的能源政策目标：通过实施强制性汽车发动机油耗标准在未来10年内使汽油消费量下降至少20%；到2017年，将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使用量提高到相当于350亿加仑石油的水平。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支持了布什的这些政策。虽然谷物(主要是玉米)为基础的车用乙醇，在2008年上半年因为全球粮食价格上涨而受到批评，在美国，寻找替代能源的共识没有动摇。
2009年7月4日，在伊拉克访问的副总统拜登主持了一个仪式，来自59个国家的200多名士兵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显然，从适龄美国公民中征兵参与境外战争，难度越来越大。虽然美国官员和学者们不怎么乐意评论这个现象，我们不难看出政府或者是政策精英们主张用武力维持境外能源供应所遇到的难度。
此外，就在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过渡的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与美国没有盟国关系的国家派遣了军舰到索马里海域保护通过那里的商船不受海盗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没有因此而出现多少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其实，这个现象可以理解为：美国不愿意独自担当起在一个敏感的能源运输通道维护航行安全的义务和风险。我们也不能忘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是由美国出人，日本出钱而完成的。现在，那个模式是否继续适用，越来越是个问题了。
总之，虽然30多年来不同政党、领袖经营的美国政府都主张“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虽然美国的石油消费总量中还有60%来自海外，越来越多的迹象告诉我们，朝着降低对境外能源供应依赖程度这个方向努力，社会支持基础越来越坚实了。
告别“阴谋论”
过去十多年美国大力发展的金融工程主要是用来分割财富，新能源则是致力于创造财富，美国通过新能源获取技术优势的意图是明显的，但不见得是要通过新能源来拖垮别的国家，统治世界。
“阴谋论”之所以有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用来对所有的来自美国的政策措施和主张进行推理，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了这个“阴谋论”，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排除一切对自身现行政策的意见，因为听了就有在帮助可能怀有敌意的国家针对中国的阴谋得逞之嫌。
针对这种阴谋论，我们不妨提出几个问题：同样是新能源，效果怎么就那么天壤之别，中国能被拖垮，美国自己却不能？通过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途径，开发利用新能源，替代高污染的化石能源，环保效果留在中国。难道高耗能、高污染才是中国为了不被美国竞争下去而必须维持的本钱？
当然，新能源被看作是推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必要工具之一。在碳减排这个全球性课题上，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不同于布什政府的政策取向。美国也必然给世界其它国家施压，要求跟上美国的新步伐、新节奏。新能源因此很可能继碳减排而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外交的焦点问题。
就产品贸易的国际舆论环境而言，节能减排已近变成了一种道德力量，一种品牌。这种品牌或者说道德力量所起的作用，就像知识产权一样。你不按照知识产权规则办事，就是在发不义之财，因为你盗用了他人的发明创造成果。同样的道理，你不开发新能源、不搞节能减排，你就是在置同一个地球上的他人的健康环境于不顾，所以你的产品在境外市场不应该得到支持。所以，选择在碳减排这个议题上与国际潮流唱反调，是不会得到多少同情的，出口产品因此会受到歧视。这将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影响。
在外交层面，通过征收“碳关税”的方式对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的厂商和国家政府施加节能减排方面的压力，一直是美国公开讨论的政策选择之一。国会有几十个提案，以图通过不同渠道，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来达到“碳关税”的政策效果。出现这种情形，中国有以牙还牙的选择。但是，如果就此而向WTO提出针对美国的申诉，在自己的节能减排的努力没有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情形下，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有可能招致来自更多国家、更具有歧视性的制裁。
所以，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一环，既要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力量开发新能源，推进节能减排，又要做好中外交流工作。这种交流的目标是，让国际社会认同一个趋势：中国还没有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环保水平，但是在努力，而且努力的效果是越来越好。出现这种局面时，处理贸易纠纷就较容易找到道德意义上的制高点。
中国是获益者
对于中国来说，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不仅是一种国际道义责任，也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拿CDM(清洁发展机制)来说，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碳市场卖主，占60%份额。这些项目不仅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还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换回设备和技术。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发现，CDM是在帮助中国的发展，所以主张对CDM进行调整，使之不再成为“补贴中国发展”的安排。
光伏和风电产业发展将明显受益于奥巴马能源新政。相关的分析显示，今后5年内，仅美国市场的太阳能发电设备需求量将是2007年全年新增容量的5.8倍，因此预计未来5年光伏产业的增长率将至少在30%以上。
必须看到，新能源的卖点是更清洁，在提高就业和价格方面，它并没有优势。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确定自己要什么：是不顾一切地要便宜的能源，还是尽最大的努力要清洁的能源？在这方面，国家政策层面的导向要清晰，要有一种无论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环境如何变化都不为所动的坚持。
像法国，不管国际油价是几美元还是几百美元，几十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发展核能。开始法国是从美国购买技术，慢慢拥有了独立的知识产权，如今，法国80%的能源来自核能。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没有认为核能是美国的阴谋，也没有因为可能的核事故和核废料的处理而因噎废食，而是认准了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发展新能源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事，也是老百姓的事。政府要引导民众消费观念的变化。如果大家只是一味地追求便宜，不愿意为新能源支付更高的价格的话，新能源就难以发展起来。
另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在新建的房子和社区里强制安装新能源设备，这样能节约设备安装成本、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应该是未来国家推广新能源的重点措施之一。
中国之所以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要参与相关的国际合作，落脚点应该是在中国大地上提高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的竞争力。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做新能源不是为了国家形象，不是为了让外国人高兴，更不应是为了抵挡外国的贸易制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新能源是一个特别广泛的概念。什么才是“新”的，与两个问题高度相关：一个国家或社会目前的能源结构；针对这个结构，政府的政策导向。国家要有选择地支持那些经过市场检验证明可靠的技术，如太阳能、风能、核能等等。
新能源领域出现经济泡沫，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现在确实有一些人，在摩拳擦掌地想把新能源包装成一种金融现象，炒作概念，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竭力避免蒙受损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提高能够对各种各样的新能源项目从专业技术层面进行评估的能力，并且允许新能源技术试验的失败。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地方政府盲目发展新能源埋行业隐患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金融危机影响日深，传统增长行业都灰头土脸，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及相关产业似乎也不足以启动经济，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近年迅速蹿红的新能源。新能源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对新能源的投入呈现加速之势。世界在金融危机的笼罩下进入寒冬，新能源却似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中国对新能源的发展需求似乎更加强烈。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的无形束缚，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昂。眼看经济不断探底，各界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呼声日响。基金战略投资家、风险投资商、银行和大的企业财团等纷纷进入新能源产业，并对其大加赞美，预言其后的迅猛发展。各省、市政府陆续出台新能源规划，声明要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看上去，新能源产业俨然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但真的是这样吗？
种种迹象表明，出于误解、利益驱动或其它原因，几方力量正合力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跃式”发展。从地方政府到民间资本、风险投资和某些投机者，人们对新能源产业参与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注。“大家一起在把新能源产业吹成一个新的‘次贷’泡沫。”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峰如此形容。
GDP驱动
地方政府对发展新能源产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在打造新能源基地，或者把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上百个城市在做新能源发展规划。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中就有10个正在打造新能源产业基地。
江苏已出台了首个新能源地方规划：2009年要实现销售收入1800亿元，2010年实现3000亿元，2011年实现4500亿元，而2008年，江苏的新能源产业产值不过900亿元。上海、浙江也出台了新能源产业规划，列明未来新能源产值目标。在山东省的规划中，新能源产业不仅涵盖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五大产业，而且要在2011年，使三成以上的城市建筑普及应用新能源，新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3%。青海宣布将在柴达木盆地建设总装机容量为1G瓦的太阳能电站。甘肃宣布在酒泉建立世界首个千万千瓦级的连片开发、并网运行的风电基地。
当然，有个别地方政府确实既有资源优势又有先行优势，也早已有了规模颇大的新能源类企业，但更多的地方政府并无明显优势，或现有能力和发展前景远达不到计划的目标。地方政府为什么对新能源产业如此趋之若鹜？最根本的原因还是GDP驱动。
经济危机使中国GDP增速放缓，这对地方政府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出口一直不振，内需又没有完全启动，随着哥本哈根协议可能通过的逼迫，世界各国在之间的博弈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了环保压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原有的一些地方支柱产业面临转型。地方政府苦于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能源产业增长迅速，对GDP的拉动快，对上下游产业带动大，而且是绿色的，几乎成了地方的救命稻草。各地方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青睐不谋而合。
因为非常重视，新能源变成了一把手工程，各省市都是首长在抓。李俊峰提醒说：“目前社会对新能源的热情很高，市场需求也很大，但是应该避免利益驱动下的盲目发展和一哄而上等问题。”而地方政府已经在新能源对GDP的拉动下变得近视，盲目上了很多新能源项目，并一心通过种种手段吸引设备厂家前往落户，这也为行业埋下不少隐患。
太阳能、风电上网价格较低，新能源发电项目效益不高，对地方纳税很少，税制改革以后更是有限，因此这些项目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不大。这也是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热衷于引入新能源设备制造项目，而不仅仅是新能源发电建设项目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政府出面，要求投资者使用本地设备，搞变相地方保护主义。
对于任何一个新兴产业，政府那双看不见的手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能源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留下了太多政治的烙印。政府的层层鼓励和优惠，足以使一些原本可能亏本的新能源项目变得有利可图，尚德创业成功后，一再被解读为是地方政府对新能源企业扶持的结果。GDP导向下的地方政府发展冲动使新能源行业滑向非理性，催生出行业泡沫。
投资危机
看好新能源的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当然还有企业和资本。
中国政府近年来从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方面不断加大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业界呼吁了多年的新能源刺激计划陆续出台，财政部提出了对安装与建筑结合的光伏电池给予补贴，国家能源局也发布了随时出台“新能源发展规划”的信息，一些官员和专家学者在不同场合提到新能源规划即将出台，财政部联手科技部、国家能源局正式推出“金太阳计划”，提出3年内支持不少于5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建设等等。
财政对新能源的扶持无论从密集度和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据了解，今年全国财政仅是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预算安排就达到了100亿元左右，比去年高出60亿元左右。这些无疑都在释放出明显的信号。被称为“资本最敏锐的神经末梢”的新能源行业，再次被各路资本看好，投资者和投机者们觉得机会又来了。
现在中国民间资本充裕，好的项目难寻。一向善于从政府规划中寻找商机的江浙资本反应最为迅疾。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5月底，浙江电力公司已经收到28家浙江光伏发电项目共计3.8万千瓦的并网发电申请。某风投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寻找好的项目很难，他们目前重点在新能源领域。阿尔斯通传媒总监曲乐章告诉记者，今年阿尔斯通的工作重点是清洁能源。原《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到2020年风电总装机容量3000万千瓦，很可能将会调整到1.5亿千瓦。受此信息刺激，前几年不足10家的风机制造商已飙升至70余家。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机构开始把目光定格在中国新能源产业这个市场大蛋糕上。
“这么小的盘子，十几家到几十家公司就够了，现在却是一哄而上。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共只有七八家多晶硅制造商，中国有四五十家。其他国家总共有七八家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商，中国有两三百家。风机制造行业已经有七八十家，但每个月都有大量的新涌入者。”李俊峰说，“现在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了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
由于近年来煤电价格一直处于顶牛状态，传统能源企业中电力是最迫切想改变煤炭主导地位的。而新能源理所当然地被电力企业视为新出路。中国国电电力集团在五大发电集团中率先进入太阳能领域。2007年9月，华电集团成立全资子公司华电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大唐集团、神华集团等也纷纷成立新能源公司。国投电力、国电集团、华能集团被获准在青海开发光伏电站项目，中电投、大唐、国电还试图进入上游的原材料和光伏电池领域。现在，兵装、航天、航空、中石油、中石化、中船等大型国企都在进入新能源领域。
在各路人马的“哄抬物价”下，新能源行情一路走高。
最大的问题是需求不足
被各路人马看好的这块新能源蛋糕却远远不够大。
当前新能源的市场规模还很小，发展空间受限。根据21世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的估计，新能源只占世界能源产出的1%左右，市场规模不到1000亿美元，如果所有的新能源产业都让中国来做，产值也就是6500亿人民币。即使将来新能源的比例达到15%，乐观估计，假设未来新能源的产业50%由中国来做，大概也不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场容量，分到各省更没有多少了。一些省、市提出的上千亿、上万亿的发展计划，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具体来讲，预测今后5到10年的情况，风电装机容量每年留给中国的发展空间只有1500万~2500万千瓦，光伏给中国的最大市场规模也只有750万~1500万千瓦之间，总计仅相当于目前国内三大动力集团一家的产能。依靠这样的市场规模实在难以支撑全国一哄而起的新能源产业大发展局面。
目前中国国内新能源的供给很大，但是市场需求还非常小，大部分供给都作为出口，所占比例在40%~50%。企业一拥而上，国内需求又跟不上，新能源的泡沫很可能会出现。
在太阳能领域，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太阳能电池生产国，但主要靠出口，内需市场并未实质性启动，体现不出规模效应。2008年中国光伏制造2000兆瓦的组件年产能有98%是用来出口的。风电装机容量的增速在变缓，许多刚刚进入的企业开始面临经营困境。中国的所有风电设备厂家规划的产能总和远大于将来的市场需求。
新能源产业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但问题在于，当国内需求严重不足，拿什么来支撑这一美好前景呢？重复建设，造成产能与应用不匹配，甚至造成在今后两三年内产能过剩进一步扩大。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还在盲目上马新能源项目。
李俊峰认为：“按照中国现在规划的速度，前三五家、至多七八家就能全部满足，产能还会过剩。多晶硅企业，可能有二三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会破产，风机将来肯定有五六十家要破产。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有限的、有控制的市场，及时地提出警示，套句俗话，新能源也有风险，投资也须谨慎。”
过速发展的隐忧
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和太阳光伏电能的发展态势，似乎已在“跃进”之中。
截至2008年底，中国风电总装机规模已经达1217万千瓦，远远超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20年)初期预测的500万千瓦的目标。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光伏制造占据全球1/3的份额，跻身世界四强。核电的发展政策由“适度发展”变成“积极发展”再调整为“大力发展”。
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公布的年度数据，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连续4年翻番，2008年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四风电大国。中国可望在2010年实现风电装机容量3000万千瓦，提前10年达到政府确定的风电2020年发展目标。2008年，中国成为亚洲投资重点，投资额同比上涨18%，为156亿美元，主要用于风能和生物能源项目。据悉，中国正在制定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发展目标翻了几番。
“发展太快会出问题，每年增长速度保持在30%~40%就可以。发展速度太快，政策配套和技术进步会跟不上。”李俊峰说。新能源产业像高速路上的跑车，刚刚看见便已经到了眼前，迅疾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已经存在很多问题，泥沙俱下。风力发电不稳定，且相对昂贵，目前我国风机年均发电时数不足1800小时，电价、风机成本和电网配套形成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
光伏发电技术其实还没有非常成熟，提前热炒已经使这个行业产生了泡沫，部分外资已经开始撤离光伏发电，金融危机也使大量光伏企业倒闭。这在国际上是有教训的，西班牙2008年创造了一年安装250万千瓦的光伏电池，其成就超过了日本政府10年阳光计划的努力，但是2009年的发展目标一下子又缩减到50万千瓦，这对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伤害。
以目前的技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耗能高，污染大，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中90%出口发达国家，更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而一批风电制造企业，靠着风力发电装备制造“国产化率要达到70%”的国家产业保护政策做起来，技术上却迟迟不能让人满意。有的厂家拿来技术未经消化，或引进技术本身就不成熟，造成了许多麻烦和事故隐患。投入运行的国产机组多次出现大的质量和技术故障。更大的麻烦和挑战可能还在后面，因为两年的机组运行还不到机械类设备质量故障的高发期。
新能源大发展尚待时机
中国新能源产业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绩都源于政府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的出台。
目前新能源发电价格普遍高于火电。即使是接近市场竞争水平的风电，总体而言上网价格比火电高50%左右，高出火电的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光伏发电成本目前还很高，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每瓦财政补贴20元，即每千瓦发电容量补贴2万元，但这似乎还不够。如果2010年新能源发电规模达到3000万千瓦、2020年达到1亿千瓦，按现有技术经济条件，财政补贴负担有多重？
全球的新能源产业，没有不靠政府补贴的。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要从目前的依靠政策措施的扶持，发展到具有自身的竞争机制的成熟产业。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只能是那些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将新能源发电成本降低到与传统能源持平、甚至更低的企业。靠财政补贴不是长久之策。在成本的技术问题解决之前，中国新能源还不到大发展的时候。
在核能技术已经商业化的情况下，拥有全球40%铀资源的澳大利亚却不发展核能，不愿意用零碳的核电替代高碳的煤电而实现减排温室气体。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对于低廉的火电，核电成本太高。
另外，风电、光电、核电所需的劳动者技能均较高，与中国当前大量低劳动技能的就业压力形成较大的反差。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还在进一步显现。现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度高的新能源产业也不太合适。
专家普遍认为，对于新能源这样的发展时间不长、技术和市场环境等还有待完善的新兴产业来说，科学的规划和理智的发展尤其重要，政策不当会加剧已有矛盾。
近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新能源处处长梁志鹏在国家电网公司召开的促进新能源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综合考虑电网接入条件、设备制造商生产能力以及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等因素，光伏电站在现阶段应以适度规模发展，不可能一下子建设很大规模的光伏电站。
还有国家能源局官员表示，国内光伏发电仍处于适度发展阶段，单个项目的规模和每个省区的规模都有一定限制。上网将以就近接入、当地消化为主，不会马上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输送。
这传递出政府主管部门可能会控制发展规模和速度，希望光伏发电项目统筹协调发展，避免一哄而上、过度投资的意图。不只光伏项目，目前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风电、光电、生物燃料、核电等新能源，代表着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防止超过经济技术能力的“大跃进”，应该以合适的速度、在恰当的时机大发展。在2007年底的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上，李俊峰曾说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新能源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它还只是一线曙光。而现在，他依然坚持这一论断。
发改委研究员：发展新能源产业关键是技术突破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当世界经济陷入阴霾，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能源聚焦了太多目光，也被赋予了太重的使命，这些是新能源产业能背负得了的吗？本刊记者特意走访了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峰。
《南风窗》：在金融危机下步步后退的世界经济似乎把新能源当成了救命稻草，美国新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培植新技术和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欧盟各国为了强化其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获得的相对优势，也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中国、印度等很多国家也把新能源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有这样一种说法，新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第四次技术革命。新能源被认为是带动世界走出本次经济危机的领头产业，新能源能否担此重任？
李俊峰：与欧盟的绿色能源计划相比较，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其实并没有新意，但是它却在我国国内形成不大不小的冲击波。有不少经济、科技和能源的“三栖”名人将其比喻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提出了所谓引导论，鼓吹每次危机都会发生一些技术革命，都会诞生一些新的技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观点，提出了“新能源技术革命可能是引领本轮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的高论。我不知道哪次危机是靠技术走出来的，金融危机还是得由经济学家们多想想办法。人们常说“头疼医头”不对，但头疼总不能医脚吧。
发展新能源也不是美国浪潮，中国对发展新能源一直比较重视，目前中国光伏发电占世界40%，风电仅次于美国。中国是德国之后第二个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国家，很多政策都是在国际上也比较先进的。中国在新能源方面政策还是比较连续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是为了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提出发展沼气和小水电，一直延续到80年代。第二阶段到90年代末期，是为了改变能源结构，解决能源多样化问题。第三阶段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从90年代末期开始，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压力越来越大。
大家把新能源看得过高，能源是经济问题中的一部分，新能源又是能源问题中的一部分，依靠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去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容乐观。发展的东西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看不清楚，变化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现在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现在新能源技术，还处在弱小的发展阶段，不可能承担大任。能源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大约为6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和的10%左右，新能源占能源的10%，也就是说，目前新能源只占到世界经济的1%。媒体喜欢用新能源革命，但是还没到那个时候。即使现在一年增长100%，新能源也还不是主流。
新能源是发展方向，是未来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是新的一轮经济起飞的引擎，但是现在还不是，它还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护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长，妨碍了它的大好前程。目前国内新能源占的比重很小，产业规模也很小，太阳能发电全国不到20万千瓦，风电1200万千瓦，电网接收能力、储能等远远不够。我们规划到2020年，才占15%，到2030年占20%，到2050年占30%。如果按这个时间表做到，已经很了不起了。
新能源发展前景不是无限的
《南风窗》：前段时间有人说中国的风电装机40%不能上网，影响了新能源的发展，而这是因为技术和政策问题，是这样吗？
李俊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许多能源企业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企业总体看来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许多的行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如说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几个为新能源行业立法的国家之一。在这个立法之后，又陆续出台了10多个细则，涵盖上网电价、太阳能光伏补贴，新能源项目特许权招标等多方面。
新能源问题虽然被整个社会重视了，但是由于可再生技术本身的特征，要让社会完全接受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太阳能，有阳光才能发电，没有阳光就不能发电；风电也是一样，高度依赖自然条件。这种情况下就要电网去适应它，接纳它。现在的电网建设不论政府还是企业都高度重视，希望电网能够做好接纳新能源发电的一些准备。
先澄清一个问题，过去认为中国电网落后，其实我们的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大部分设备是新增的，一半以上的电网是2005年以后建立的，还很新。而日本电网是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美国是60年代末，欧洲是70年代末，相比之下，中国是很年轻的电网，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所以，技术上不存在风力发电上不了网的问题。
并网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可再生能源法》有缺陷，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像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样的电网企业，应该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并提供上网服务。但我国的风能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偏远地区和海上，离大城市密集区和负荷中心远，风电大多不在电网覆盖地区。
二是当初谁也没想到风电发展会如此迅速，制定规划的时候一年风电只有50万千瓦，当时觉得5年增长10倍，到500万千瓦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没想到2007年就达到了600万千瓦，2008年则达到1200万千瓦。按照原来国家风电的建设规划，电网是到2010年能接受1000万千瓦风电。因为在现实执行中存在困难，有一些个别的地区风电上网和外送有困难，例如蒙西地区，东北电网等，由于发展快，布局集中，所以大家希望政府和相关企业更应该加强统筹布局，有计划地发展，防范一头过热、一头过冷的失衡现象。
另外，应该澄清的是，过去说的1200万千瓦的装机只有800多万千瓦并网是一个误解，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正常程序也需要约三个月的时间，调试要两个月的时间。调试完了再验机，需一个月。在验收合格前不能并网是正常的。吊装完成的容量和实际并网发电的容量有差别是正常的。
《南风窗》：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中国新能源是否就会像现在人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发展起来？
李俊峰：首先，世界能源市场有限，一旦某种装备建成之后经济寿命是20年左右，技术寿命更长一些，例如中国的电厂大都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新能源短期内很难对其进行替代，新能源发展的最大市场空间是新增容量。
同时，还要认识到，当前条件下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市场容量是政府政策提供的，即使某一天各种新能源变得具有市场竞争力，其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不仅新能源技术之间相互竞争，还要面对传统能源低碳化技术的强有力竞争。例如同类中的太阳能不仅要与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竞争，未来还要与带有CCS(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燃煤和燃气发电竞争。大量发展风电、太阳能等间歇式的能源，还要有储能技术和系统的支持以及电网调度技术和系统的改革，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智能电网技术”的支持。
简言之，近期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新能源发展市场空间取决于政府政策，而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各类新能源技术之间的相互竞争及其与CCS技术的竞争。中远期的未来(大约50~100年之内)新能源发展成本的上限是带有CCS装置的燃煤和燃气发电技术。新能源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但并不是无限的。对新能源的认识要回归理性。
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
《南风窗》：除去笼罩在新能源产业上的光环和泡沫，对新能源产业来说，要想健康地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俊峰：新能源要发展壮大，关键是技术突破。像对于国内光伏产业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无法真正突破而导致成本过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国家的财政支持再多，产业也不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的技术研发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当然这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有关系。
随着新能源发展热潮的兴起，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各自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一批新项目迅速上马，但是相关的质量保证体系却迟迟没有出台。目前新能源产业迫切需要的两个标准，是新能源类产品本身的质量认证体系，另一个则是新能源电力入网的接入标准。
如果没有加以很好的引导，难免会造成新能源产业的产业链盲目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个别环节，造成局部的产能过剩、全行业整体竞争力上不去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这些部门和企业，都应该在技术研发方面有更多的投入。现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很弱，没有国家的研发团队，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材料和装备都依赖进口，连生产线都靠进口。
《南风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三资企业的兴起，中国自主研发创新技术越来越少，在很多重要领域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如何确立中国新能源产业在世界中的位置，使新能源产业得到良性发展？
李俊峰：在长期发展的规划中，应当通过政府的扶持，建立一系列大型的国家实验室和服务社会的研发机构、技术中心、试验平台，以此突破新能源产业现有的核心技术瓶颈。研究人员不养了，全世界没有这样做的。像德国有弗朗霍夫研究院，美国能源部下面有十几个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人员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是为一家企业服务。
而中国在能源领域除了我们研究宏观政策层面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没有一个国家的或者是为社会服务的能源研究所了。原来一些出名的比较大的能源类研究院所都归了企业。石油科学院归了中石油，核能研究的院所划归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力科学院归了国家电网等等。一堆研究院所都是依附于企业。这些属企业所有的研究院所不可能服务整个社会，失去了国家研究机构本来的功能，比如中国电力科学院，当然只听国家电网公司的。
不管国家财政出钱也好，私人基金也好，中国需要为社会服务的研究所。比如，像美国的联合技术，不仅为美国企业服务，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我们有数不清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但是，就是缺为全社会服务的研发机构。
皇明集团发展启示录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山东德州
每次去北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都让黄鸣感到震撼。
“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人的房顶上都是蓝色的游泳池，那得需要耗费多少能源啊，他们的生活方式要保持，但能源是不可持续的。”
在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一个小咖啡馆里，谈起太阳能，谈起美国，黄鸣两眼放光，兴致勃勃。“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去抄底美国。”黄鸣恐怕是这个行业自我感觉最良好的企业家了，他也确实有着足够的资本自信，短短10余年间，他创造的皇明集团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制造基地和清洁能源供应商，在全球市场的光热应用领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2008年底，黄鸣本人当选世界太阳能学会副主席。当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以为这只是个卖热水器的民营企业家时，他在山东德州已经悄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太阳能产业基地，在产品普及量、制造规模、技术创新、服务网络四个方面都已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凭借对核心技术的绝对掌控，赢得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国际声誉。
在新能源这个中国同西方几乎同时起步的领域，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再只是以西方工业文明崇拜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个个怀揣着成为领导者的雄心。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景象。但即使强烈自信如黄鸣者，也深知通往领导者的道路绝非坦途。
偶然事件
黄鸣是“文革”后头几批的大学生，1982年，从中国石油大学机械设计系毕业后，他就去了一家石油勘探研究所工作。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工科学生，最现实的奋斗方式只有一种：学英语，考托福，到西方国家继续读书深造，在那个平台上取得成就，然后回国创业。
后来20多年的中国企业史证明，这条道路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成功者，西方的技术、品牌加上中国的市场、劳动力，在各个行业开花结果。但30年来，除了造就了大批财富英雄之外，于整个国家而言，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没有成功，工业文明最为核心的要素依然大部分掌握在西方人手里。
那个时候，黄鸣也试图走这样一条路。他的托福考了600多分，出国的去处也都联系好了。但他有个同样聪明的女朋友，“她怕我一出国就遥遥无期，就要迅速结婚，然后就是孩子待产。”黄鸣说，生活的变迁消磨了出国梦。
随后的日子里，石油勘探所的工作对他而言更是一种折磨。“在石油工程领域内的各个环节，我们跟西方工业技术的差距大得让人绝望。”黄鸣开始觉得，也许到全世界的石油都挖完的时候，我们跟西方人比，仍然还是个小学生。
幸运的是，一本叫《太阳能热力工程》的科学小册子让黄鸣接触了太阳能，更让人知道了，原来美国人对太阳能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从1987年起，他开始了地下创业，大约用了近10年时间，遍访这个领域内的专家教授，终于到1995年，他依靠自己钻研出来的专利技术，在山东德州办起了一家制造太阳能热水器的工厂。随后的10年间，开始了今天在这个行业早已为人所熟知的“皇明传奇”。
在德州的中国太阳谷，黄鸣的这段创业故事被镌刻在博物馆里供员工们学习，也被无数到访的游客参观。但是，这样一项能够被一个学习石油机械的年轻人钻研出来的技术，听起来，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多么尖端。直到今天，业内也普遍认为，在新能源领域，太阳能热水器并不具备多么高端的技术含量。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能源危机时，在政府鼓励下，美国就出现过一大批太阳能企业。这些企业利用补贴、资助等方式推出了一大批粗糙的太阳能热水器。但是，随着能源危机过去，石油价格回归，太阳能热水器很快被美国人扔在了垃圾堆里。在石油支撑起的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无比舒适的时候，不管是科学家，企业家，还是政府决策者，没有多少人对这个看起来很简单且并不那么好用的玩意感兴趣。
在全球各地予取予求的石油资源，给美国人带去了财富，也带去了惰性，正是这些让黄鸣有了10年时间，在中国搞土生土长的科技攻关、产业启蒙、市场开发，一直到今天建立起工业化的流水生产线。没有依靠国家的一分钱补贴，居然成为整个行业的拓荒者，掌握该领域内几十项核心技术。如今，所有有关太阳能的国际会议上几乎都要提到中国的太阳能热利用，因为中国这方面占世界的份额达76%。
在人类工业史上，几乎一切现代工业、产业的成长都发源于西方世界。西方工业基础的几百年积累，在任何领域都轻而易举地让后来者感到创造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回顾历史，皇明的成功，看起来像个偶然的事件，但这偶然至少能说明一点，当起点一致的时候，所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件奢侈品。
核心技术
和许多企业家一样，成功带来的是绝对的自信，在这方面，黄鸣是个极端的人。他的自信有时候看起来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一般而言，太阳能分为光热利用和光伏发电两大领域。皇明集团主要成名于光热利用，而江苏无锡的另外一家企业尚德电力则主要做光伏发电。2005年12月14日，尚德电力在纽约交易所成功上市，此举使之前鲜为人知的尚德及其创始人施正荣名动天下，其个人财富超过200亿元，成为当年中国首富。
但有记者将施正荣跟黄鸣比较时，对于这位同行，黄鸣批评起来毫不客气：“在做企业方面，跟我比他还是个小学生。”整个光伏产业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的现实，让黄鸣对这个太阳能的后起之秀，并无多少尊重，在他看来，那些一窝蜂跑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大多数只是一群赌徒，把命运系在别人的手上。
媒体和各地政府对于这些市场在外、核心技术在外、原料在外，完全受制于人的光伏企业的狂热追捧让黄鸣颇有些不平。
事实上，黄鸣研究光伏产业的时候，还没施正荣什么事。他出国20多次，反复论证，最后做出的决定是不做光伏产业，因为核心技术不在自己手里，风险太大，皇明集团也因此丧失了一次做大做强的机会。为此，他的两个高层一怒之下辞职走人，很难说，这个决策他做对了，但黄鸣不是个好赌的人，依旧一门心思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太阳能热利用。
“热利用的领域远远不是热水器这么简单。”皇明集团副总工程师徐志斌告诉记者，在皇明集团的实验室里，热利用被分为低温应用、中温应用和高温热发电三大部分研究。40到100度的低温应用主要是指热水及采暖，而中温则主要是印染厂等工业利用，200度以上的高温主要是热发电研究。
到目前为止，皇明种种技术上的优势，仅仅集中于低温应用中，在中温应用领域，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而在高温热发电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世界上投入使用的太阳能热电站，发电量总共只有1500兆瓦，而中国尚为空白。
皇明集团与中国科学院建立的联合实验室，于2000年开始，持续投入5000多万，对高温热发电投入研究，并在北京延庆官厅水库与八达岭长城之间建设了亚洲首座太阳能热发电站，预计明年初启用。“这些都还只是试验品，还不具备成熟的商业推广价值。”徐志斌说，跟国外比，在这些领域，我们没有什么优势，这样的技术投入，暂时也是看不到什么商业回报的。
事实上，在皇明集团组建的庞大的太阳能中央研究院里，类似这些看不到商业回报的研究项目比比皆是。皇明集团的太阳能中央研究院分设11大分支，研发人员400多人，涵盖了从低温到高温的所有项目。这个研究院几乎代表了中国最高水平的太阳能应用研究，但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大部分仍然集中于低温应用。而在太阳能空调、海水淡化、工业利用以及发电等更具效率的应用领域，取得的技术突破仍旧乏善可陈。
但在黄鸣看来，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问题。要命的问题在于，他自己那种对于创造力的非凡自信无法让他的员工们都能够理解且拥有。所以，他在公司的大会小会上，不厌其烦地向那些最基层的设计研发人员灌输“他们是全世界一流的”这样的信念。“我们的每一个创造性技术，当我讲给中国人听时，第一反应大都是不相信。”黄鸣说，老外从来都是鼓励创新，而中国人则习惯了怀疑论。
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对于自身创造力的自信却呈现出退化的趋势，习惯了拿来主义的中国企业家们，不缺冒险的勇气、走捷径的精明，却缺少了创造的自信。
力不从心
无论是当年黄鸣卖热水器的成功，还是今天光伏、光热在发电利用上的瓶颈，新能源产业的成长最根本的问题都取决于核心技术的突破。但今天，科技创造的门槛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也已警醒。
在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低迷形势下诞生的奥巴马政府打出了能源新政的旗帜，主要包括能源战略转型、为美国家庭提供短期退税、未来8~15年内将美国用于进口石油等的资本建造美国的太阳能电站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太阳能和其它替代能源企业将获得政府的高额资助。
这些措施无疑将会把这个全球最高效的科研创新体系激活。而诸如皇明、尚德这类一度风光无限的中国新能源企业又拿什么去应对全球竞争？“全球范围内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庞大的母体公司投入这么大热情来做这个领域的研发，而皇明集团是唯一一个，这是我们最大的机会。”黄鸣说，美国人的警醒确实是最大的挑战，但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本身的科研人才不够用的话，我们同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人才。
2009年，黄鸣开始着手在北美、中东、非洲等地组建研究所，招募当地的工程师、设计师。而他手下那些年轻的工程师看起来跟当年的黄鸣一样信心爆棚。“以前别人在搞汽车工业的时候，我们还是清朝末期，可以抱怨是慈禧老佛爷耽误了我们的工业进步，但现在，大家都同时起步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再做不过人家，那只能承认智不如人了。”徐志斌说。
2010年，黄鸣把世界太阳城大会拉到了皇明集团所在的山东德州举办。3000亩地建起的中国太阳谷看起来气势恢宏，太阳谷里不仅有庞大的生产车间，中央研究院，还有皇明集团自己开办的工程技术学校、商学院，搞的建筑一体化试验小区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拒绝了多年之后，他也终于开始了和高盛、鼎晖的合作，将上市提上了日程。人们都在猜测，皇明集团的上市会否造就又一个中国首富。
但这些会将皇明拖垮吗？几乎所有到过皇明集团参观的外来者都会为这个企业的雄心壮志所感动，它不仅要自己培养产业工人，要搞科研、铺销售，还在进行产业启蒙、主导政策标准制订、建立检测中心、为这个行业树碑立传。这个当年靠卖热水器起家的民营企业，如今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在外人看来太过宏大的目标。
“一个企业要做这么多事情，你不会感到力不从心吗？不担心最终失去核心竞争力吗？”见到黄鸣本人时，记者问他。
“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面对一个伟大使命的时候，总会感到力不从心的。”黄鸣说，这是一个被动的结果，是10余年来，不停地改善产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铺下的这么一个大摊子。他喜欢用松下幸之助的故事为自己打气。“当年很多人问松下幸之助成功的秘诀，松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个不善言辞的老板憋了半天只说了四个字：下雨打伞。”
黄鸣说，他不是个太先知先觉的人，有伟大的梦想，但往往并不确定该怎么去实现。很多时候，他希望国家能够为他培养一大批良好的产业工人，大学能够为他创造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但问题是，现在没有。
在新能源的全球竞争中，中国应该为拥有一个皇明而庆幸。但于整个国家而言，一个皇明其实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新能源不是一个可以迅速收获果实的产业，政策制订、科技突破、消费启蒙、市场培育等等方面都将是漫长而艰苦的工作，培植出一大批财富神话无助于整个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
尚德谋变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无锡
从无锡火车站出来，的哥很快把车开上高架桥直往高新区飞奔，车子从高架桥下来，在新华路口一个左拐弯，立即看到一面巨大的蓝黑色的太阳电池幕墙，不言自明，这便是尚德电力公司总部办公大楼。这面幕墙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建筑一体化幕墙。
尚德2008年超越日本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公司。然而，局势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急转直下。尚德股价从最高点2007年12月的85.16元下跌到最低2009年3月的5.34元，施个人财富缩水90%多，骤跌的股价昭示了光伏泡沫之幻灭。
一哄而起
2005年尚德登陆纽约上市成功所产生的财富效应，让很多投资者垂涎欲滴，错以为太阳能光伏产业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用施正荣的话来说，卖服装的、做房地产的都转行做光伏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全国各地一共冒出3000多家太阳能电池生产商，很多人是自己忽悠自己进来，很多人是被别人忽悠进来，金融危机一来“尸横遍野”。
施正荣的成功靠什么？答案是，施正荣绝大部分向国外购买硅原料，同时，尚德自己掌握了光伏产业另一项核心技术——太阳能电池核心技术，即太阳能转为电能的效率，单晶硅尚德已做到19%，多晶硅为17.2%。前者全世界现在只有3家企业做得到，后者目前只有尚德一家做到。尚德的目标是，明年做到单晶硅转化率为20%。而转化效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电池成本下降9%，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是市场优势，这就是施正荣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科学家到企业家，施正荣的巨大竞争力仰赖的是技术进步。“做这个行业，如果自己不懂技术，是很容易被别人忽悠的。”施正荣说。
另外，尚德的最大客户是德国人，2005年尚德上市时，德国占了全球市场份额的57%，因为德国实质性财政补贴的措施，施正荣很容易赚到了钱。。
跟风者们还无视的一个事实是，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还未进入成熟的商业阶段，95%以上的市场属于政策市场，太阳能发电站价格太昂贵，发出1000瓦特的电需要投资上万美元，且发电效率低，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府财政扶持，根本就不可能大规模上马。正如半导体制造商Applied Materials的首席技术官Mark Pinto所言，“太阳能，就是个往里砸钱的行业。”
事实上，跟风者们一路忽悠把光伏产业气泡吹大，一度造成全球上游硅料价格的暴涨，尚德也不得不付出更多成本去进口硅料。另一方面，光伏电板的市价下落了50%~60%。随着去年四季度硅价暴跌，尚德这一季度的毛利润率仅为0.6%，其实就是亏损。进入2009年，尚德艰难调整，据8月20日公布的第二季度财务报表显示，毛利润率为18.6 %，比今年一季度上升了0.8个百分点，但较去年最高时，相差5.3个百分点，好在已经扭亏为盈。
作为全球行业老大，施正荣在坐过山车，其他人的日子不言而喻。
提供能源解决方案
为了走出危机，施正荣正在谋变。
最典型的例子是，尚德竞标成功，将为上海世博园区中国馆和主题馆设计、安装3MW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这将是中国最大光伏建筑一体化太阳能屋顶。类似的还有北京辉煌净雅大酒店120kW幕墙、无锡机场800kW光伏幕墙等太阳能发电系统。施正荣将尚德的这些项目称为“提供能源解决方案”。
不过，尚德目前还不能从这些项目中实现盈利，“不亏本就行”，目的在于示范。而这些发电系统的使用者，基本上也甘当实验田，因为并不比从电网上购买电力划算。去年9月，无锡市政府颁布《无锡市光伏太阳能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基本上要拿出整个城市给尚德做试验田。
同时，尚德参与太阳能发电站的安装与建设表明，它正在向下游市场渗透，进入“能源解决方案”市场，以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我们在向解决方案转型，我希望未来的尚德，将慢慢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能进入太阳能综合应用的解决方案市场，就像IBM那样。”施正荣这样描述他的梦想。
如果说在国内建电站，尚德有点“积德行善”的味道的话，那在国外，施正荣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谋篇布局。比如，尚德在美国已经拿下一个35兆瓦的项目，通过合资的方式在美建设太阳能发电站，明年开工。同时还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也合资开发下游市场，开疆拓土，很有抱负。这样，实际上尚德就成了“包工头”，自己购买自己的产品，然后运到各国去安装太阳能发电站，这是一个伟大的“全球发电站之梦”。
到明年，尚德工厂每年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可以提供20亿瓦特电力，相当于4座新型发电站。但是在国内，尚德要建立自己的太阳能发电厂依然有不少困难。管理部门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传统电力垄断集团更没有让步的姿态。对此，他的策略是，在国内“只做供应商，走着瞧”，同时他也希望“大家公平竞争”。当然，只要有一天传统电力集团转向太阳能发电站建设，毫无疑问尚德会是最大的赢家。“如果你看看未来能源结构的前景，没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向前发展。虽然会有价格起伏和激烈竞争，但是阳光总是无限明媚的。”施正荣确实自信满满。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内市场可以占总营收的20%。
但一个事实是，中国不会很快从煤炭依赖中走出来。迈向未来的施正荣，还会面临很多“大考”，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0909/14/61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