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产业投资进一步扩大，虽然能源价格持续走低，但2016年该领域投资额达到2310亿美元。2016年支出额最多的是欧洲，但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政府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依靠强化节能减排政策促进了单位GPD的能源消费量下降。从世界来看，投资额的大部分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新兴国家的机械、家电等能源效率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如2016年销售的空调给全世界带来了90泰拉瓦（TWh）的电力需求，仅印度一国就达到10泰拉瓦，大大提高了发电站的负荷。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最高效率标准，将使新增电力需求减少40%。2016年销售的热泵数量增加28%，电动汽车增加了38%，这些技术如果能够改善整体能源效率，并与可再生能源的普及相结合，将促进取暖及交通手段的脱碳进程，现阶段它对石油、煤气需求的影响很小。2016年销售的电动汽车达75万台，由此削减的交通运输部门对石油的需求量为0.02%。
关于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及数字化发展，“报告”指出，2015年全世界对能源领域的研究开发支出达650亿美元。虽然对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但过去4年来无论是对能源技术、还是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并未增加。欧洲、美国支出最多，分别占到投资总额的25%。在能源领域研发经费的GDP占比中，中国在2014年超过日本成为最大支出国。从投资来源看，官民资金各占一半，民间资金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火力发电的技术研发，而官方及公共机构的投资主要用于提高清洁能源技术。
数字信息的收集、处理及通讯数字技术今后在能源领域发挥的作用的讨论引人注目。2016年有470亿美元资金投向了电力部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软硬件建设，这些不仅有助于提高系统运营的灵活性、管理需求，也有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协调性。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数字技术也广泛应用于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
关于能源投资变化带来的影响，“报告”指出2014年以来，世界能源投资减少17%，这种变化短期内不会引发对能源供给不足的担忧。这是因为从世界来看化石燃料供给及部分市场的发电容量处于过剩状态，及能源部门的多个领域成本下降，使得这种担心得以缓解。但是长期看投资减少将带来市场紧张和供给能力不足的风险。石油、天然气等上游部门的活动下降，传统油田的投资达到70年来的最低水平，可能给不久的将来造成供给紧张状况。考虑到原有油田的枯竭程度，即使有技术进步、气候变化政策对石油需求带来的影响等乐观因素，也需要提高对传统油田的投资节奏，抵御供给不足的风险。运输及工业产业等主要部门的能源转换尚未起步，这些部门目前仍严重依赖石油、前燃气和煤炭。
VARRO先生指出，在应对现行商业模式的灵活性方面，电力资产投资明显不足，令人对电力的稳定供给产生担忧。在确保需求高峰时的稳定供给的同时，为提高风力和光伏发电比例，需要持续地进行灵活性资产投资。迄今的电力产业灵活性多体现在既有设备方面，主要是调节火力发电和水电的负荷能力及协调输送电能力。2016年确定投资的高新发电容量及系统规模的能源储存设备投资金额世界合计只有130吉加瓦，跌至10年来最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行政限制的不确定性及市场规划不足导致的投资性价比失衡所致。其结果是2016年的这些合计投资容量首次与同年投产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光伏发电）容量相同。2016年对电力网投资增加6%，主要是数字技术投资增加及输电系统现代化建设与可再生能源推进整合的结果。但是，为了提升对各种灵活投资的市场性价比，需要新的政策及缓和政府限制。
“报告”认为，截止2016年3月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3年持平，主要得益于长期的节能投资、从煤炭向天然气的转换及新的低碳电源的发展。近来新的低碳电源投资陷入停滞。虽然过去5年中风能、光伏发电对电力需求的贡献率增加了75%，但这些新能源发电能力的增量被同期减少过半的核能、水力发电的减量完全抵消。为使新的低碳电源的投资适应新增电力需求的发展步伐，各国政府、特别是民间部门应该加大对绿色能源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
VARRO先生特别指出，中国在节能减排、降耗增效、开发新能源方面投资增加明显，成果显著，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但同时，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只有持之以恒地推进节能增效和新能源开发，也才能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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