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2010年，当我们聊到能源问题时，你曾提醒我，美国政府在能源研发领域的投资大概是50亿美元，这只是国防相关投资的10%。过去6年间，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如果政府真的能将其在能源研发领域的投资翻倍，你希望这些钱花在哪里？基础性的研究还是支持新技术的推广？
BG：我会全部花在基础性研究上。有些材料领域的问题，如果能够得以解决，受益者将远远不止能源机构，但即便只是能源创新的收益也足以回报这些投资了。
比如说，研究风能的人需要材料具有更大的强度和更好的磁性。再比如，如果我们能做到光合成，知道如何把光能转化为碳氢化合物，并把规模扩大一百倍，使其变得经济实惠，这可以说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如果能通过光合成产出液体碳氢化合物，我们的很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备，已经在使用这样的燃料了。你只需要替换掉主要的产能部件，其他的都不需要变。
现在，对于研发花费多少能取得多快的突破，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预见。就好像癌症研究，除了科学上的各种可能性，也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并没有一个万用的等式。完全有可能，此时此刻某位在实验室工作的人，正在发明一些神奇的东西。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使用清洁能源的益处，我们不该只是坐等奇迹的发生，我们应该通过翻倍研发预算，来使成功的概率变大。
JP：我很惊讶你所举的例子都与化学和材料科学相关。这不是个巧合，对吗？
BG：不是。拿我（以及微软前CTO内森?梅尔沃德）参与的原子核裂变公司TerraPower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材料方面。我们对所产的镀钢材料进行了高能中子轰击，而最难的工程问题是证明在较长时间内我们的材料没有性能退化。但是数字化模拟材料的能力，几乎出现在了能源领域的所有技术突破里。
JP：你是如何评价，技术发明的商业化（比如太阳能涂料）将需要太长时间，而难以满足2050年实现碳排放净量为零的观点的呢？你是如何回应，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在致力于投资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必须施行我们现有的清洁能源技术，这一派观点的呢？
BG：对于一些富裕国家，比如欧洲和美国，我们能够承受施行清洁能源而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即使价格增至2倍。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博弈，而且我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哪个国家愿意这么做，但至少这不会使任何国家因此陷入贫穷。
但如果是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典型代表，其在未来30年间，预计的碳氢化合物用量将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你让印度决定：是靠煤炭实现整个国家的电气化，还是遵守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大幅削减其电气化程度，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他们会问，“难道我们不该挽救数百万的生命吗？我们的妇女不该用电炉做饭而要去烧柴火吗？我们不该避免由砍柴而带来的环境退化和时间消耗吗？”
我没办法断言，但我可以想象，他们会倾向于电气化整个国家，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排量增加。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技术的创新，我不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那么乐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技术上的创新，我们可以对印度说，“你两个目标都能达到：你既能做一个称职的地球公民，不向大气中排放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又能电气化你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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