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难题
追根溯源，印度电价扭曲下的供应短缺问题与印度电力部门的管理体制有关。按照2003年印度电力法的要求，各邦逐步开始实行改革。截至目前，在30个邦（包括德里）中已经有22个邦实行“解捆”，分列发电公司、输电公司以及配电（包括售电）公司。
在已经实行改革的邦内，在配电领域，印度实行自由竞争的政策。每个邦可能有3个到4个配电公司。这些配电公司从邦外或邦内的独立电厂买电，向印度国家电网公司或邦属电网公司支付输电费，并向用户售电。
其余的邦和地区还基本停留在发、输、配一体化垄断管理的阶段。但无论是否已实行“市场化改革”，各地方邦电力公司的运营深受邦政府的影响，而邦政府是由当地选民所选出，他们的政策必定要为赢得选票服务，而不会顾及国家的整体利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2亿人口）为对象研究发现，选举年份的电力综合系统损失要比非选举年份高3个百分点，说明在选举年份印度政府有关部门会放松对居民“偷电”行为的治理力度，以取悦选民。
2003年印度电力法生效后，各邦逐步建立了邦一级的电力监管委员会（State Electric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简称SERC），理论上有消费电价的定价权。然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这些邦一级的电监会只能在收到电力公司的调价申请后才能审议，而这些电力公司作为邦政府所有的企业，企业负责人也由当地政府任命，所以电力公司是否申请调价和什么时候申请调价都听命于邦政府。而且，由于售电价格（尤其是农业用电）长期低于成本，企业财务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补贴，所以更听命于邦政府的授意。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电价低于成本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艰难转型
印度能源领域面临的问题积重难返，但印度能源领域也有一个相对的亮点，那就是莫迪在就任总理之前曾经长期执政的古吉拉特邦。古吉拉特邦的电力供应充足稳定，线路系统损失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邦内四个配电公司税后有所盈利。古吉拉特邦也是印度太阳能光伏的领跑者，全国第一个吉瓦级的太阳能光伏园早在2013年就已建成。
莫迪政府上台以后，显示出了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的“古吉拉特”风格，在能源领域提出了到2022年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即100吉瓦，其中40吉瓦为分布式光伏）的宏伟目标，是前任政府所提目标的5倍。
以光伏发展为契机，印度政府要求在2017年实现村村通电，2019年实现全民享有“24×7”（即每周24小时不断电）的供电服务。印度发电总装机到2022年预计可达4.5亿千瓦，届时如果光伏装机就占到1亿千瓦，再加上水电、风电、地热等清洁电源，印度能源结构一煤独大的局面将开始改变。能源结构的转型也意味着印度碳排放增长速度的放缓，并为应对印度城市中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打下基础。
到底光伏能否成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有效抓手？其实，成与不成，功夫在光伏外。首先，印度需要加大对高压（包括特高压）输、配电线的投入，以坚强智能的电网来吸纳更多的风电、光伏这类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为此，2015年印度国家电网公司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0亿美元建设“绿色能源走廊”项目，并与各邦电网公司合作扩建中低压电网以及可再生能源调度中心，为未来几年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的迅速扩张提供保障。
更重要的是，只有各邦的配电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才有能力购入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印度实施可再生能源购买配额制），实现政府规划中人人享有能源的目标。为此，印度政府2015年底推出了一个名为UDAY的行动计划，由邦政府承担配电公司50％的债务，其余债务通过银行重整。同时逐步提高电价水平，力争到2018财政年度各配电公司销售收入覆盖购电成本实现扭亏为盈，并从此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以光伏大跃进为标志的印度能源转型，由于底子薄而且涉及人口众多，同时应对纠结的体制羁绊和沉重的财务负担，无疑是史上最艰难的能源转型；正是因为其艰难，如果最终得以实现，也将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过来人”，可以为印度提供许多有益的建言。回到本文开始印度官员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农村电气化、电价机制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分享“中国好经验”（当然也包括教训），为印度能源实现“华丽”转身助一臂之力。
作者为能源业资深人士，现在国际金融组织任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