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数据与研究资料详实，部分业内专家仍对此提出质疑，他们提出，我国用能结构、供能结构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资源赋存特征，若在短短三十几年内让化石燃料发电设施退出，并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中国将付出过高的成本。
“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的愿望不切实际。”电力发展促进会专职顾问姜绍俊认为，“比较切实际的想法是，至2050年，可再生能源成为中国能源的支柱之一，煤炭比重降至40%-35%，核电、水电、非水可再生能源占到一半以上。”
“不是技术问题，是利益”
尽管存在不同的预测和期待，但总体上大家都乐意看到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体系中高比例发展。
“丹麦2009年就制定了到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消费的宏伟战略，并且在脚踏实地的进行实施。而近几年在我国北方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一方面大量燃烧煤炭，另一方面许多清洁电力无法并网的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丹麦专家看来难以理解，表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优先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和意识。”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在会上表示。
在史立山看来，减少火电出力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关系问题。从丹麦的发展经验来看，丹麦不仅具有先进的清洁能源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已经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发电装机总量达12.47亿千瓦，其中，火电8.6亿千瓦，并网风电7548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479万千瓦。在发电量比重方面，火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8.5%，而风电和太阳能仅为2.5%和0.17%。
“当前整个社会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意义仍然认识不足，没有将新能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看待,多关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或是部门利益，认识片面、观念陈旧。”内蒙古电力部门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仅靠常规政策手段已很难奏效，唯一的出路是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一套能有效调整各方利益，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推动电网建设，有效传输和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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