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委员及专家学者解读能源问题
核心观点：
●我国的石油安全，必须控制好石油消费的过度增长，重中之重是抑制汽车耗油的过快增长
●我们不应该对当前的能源形势过于担忧，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并非“红线”，只能算一条“黄线”
●我们既要注重国际市场运作策略，又要规避“走出去”风险，提升“走出去”质量
●当前及今后，要抓住机遇，加强统筹规划，加快我国天然气事业发展
石油安全与合理消费
石油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自然也是能源安全的核心。我国必须抑制石油的过快消费，并努力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王尚旭（全国政协委员、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石油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自然也是能源安全的核心。保障我国石油安全有两个渠道：一是挖掘内部潜力。就资源总量来说，中国属于中等资源国家，不像海湾地区、俄罗斯、墨西哥湾等那么丰富，但是又不像日本等国家那么稀少。根据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结果，我国拥有常规石油可采资源量255亿吨、天然气可采资源量25万亿立方米，总体资源量还算丰富。但是，我国主要油田与世界各大油田的总趋势一样，正在抗“老”，如作为全国原油产量顶梁柱的中国石油，近几年年产量的70％来自开发20年以上的老油田。我国油气资源的获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勘探开发特别困难，不像中东那样一口井下去就是一大片石油，特别是沙漠、山地勘探开发难度更大。而且，我们还面临国外技术“本土化”以及新技术基础研究亟待加强等问题。二是要继续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走出去”。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突破50％，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石油安全就受到极大威胁。任何一个石油进口国家，只要它的石油来源稳定可靠，问题就不大。这不是说我们对石油安全就可掉以轻心，而是提醒我们既要注重国际市场运作策略，又要规避“走出去”风险，提升“走出去”质量。
郭海涛（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据预测，中国国内石油产量在2020年将达到2.0亿吨，如果2020年我国的石油消费控制在5.4亿吨，石油进口量将达到3.4亿吨，约占预测世界石油净贸易量的13.2%。换句话说，2020年将比2008年净进口量上升1.6亿吨左右。如果这一假设实现，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届时将比现在提高约10个百分点。
石油安全在我国，关键是控制好石油消费的过度增长，而控制石油消费过度增长的重中之重，是抑制汽车耗油的过快增长。一般来说，工业用油的增长是有限度的，美国最大消费峰值大约为1978年的2.66亿吨，而汽车用油的消耗却是无限制，只要汽车数量在增加，油耗就会上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控制石油消耗的最大障碍依然还是在于汽车用油的增长。据统计，2008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6500万辆，汽车石油消耗占全部石油消耗的28%，大约1亿吨。如果假定中国人口数量13亿保持不变，单车油耗保持目前的状态也不变，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达到美国工业化完成时的人均保有量0.47辆，则中国汽车保有总量将达到6亿辆，消耗石油9亿吨，而如果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达到美国目前的人均保有量1辆，则中国汽车保有总量将达到13亿辆，消耗石油19.5亿吨。这一结果显然是中国的不能承受之重。
因此，必须抑制我国石油的过快消费，并努力将其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之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正确政策引导。对于此，有几点建议：一是油价的市场化是第一选择；二是油价中的燃油税应该由从量税改为从价税；三是提高石油的使用效率；四是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市场化；五是努力提高工业用油的使用效率。
政策支持与对外合作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50％并非“红线”，只能算一条“黄线”；我们既要注重国际合作，注重进口环节石油来源多元化，并给予国内石油开采更多税收政策支持，又要改善生活方式，厉行节约资源
杨文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资源中心主任）：我们不应该对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过于担忧，从我国石油资源及供需的实际看，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并非“红线”，只能算一条“黄线”。为更好地保障能源安全，一方面我国特别需要组织力量去发现一些新的大型、特大型油气田作为国家石油安全保证的后备资源。但这项工作十分繁重，需要国家全盘考虑。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好国际市场，除了适时采购原油外，还要加快“走出去”步伐，更好地“走出去”。
茹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地质师）：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52%左右，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不必恐慌。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很快，对石油需求的增速也很快，我们更要继续大力开拓好两个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在进口环节，特别需要注意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发挥好目前包括中亚、俄罗斯、缅甸、海上等多渠道优势。同时，加大石油储备的力度。在国内环节，深入精细开发，石油公司要研发先进技术，努力提高现有油田的采收率。国家在税收等政策方面应该多给予一系列鼓励政策，使石油公司集中攻克一些低品质的油田储量。
郭庆方（中国石油大学能源专家）：能源结构调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能源结构调整肯定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例如，一旦大幅度减少我国煤炭使用量，恐怕我国经济社会就可能陷入困境。同样，为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健康发展，注定起步阶段气价不可能很高，但随着天然气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就需要考虑不同的价格，用价格杠杆手段来进行有效调节。
从世界发展史看，任何一国经济的繁荣都很难离开能源的高消耗。今年我国提出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一方面说明国内油品拥有一个相对好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保障石油安全平稳供应提出了新任务。石油安全的基础在国内，而国内石油储量毕竟有限，这注定我们没有太大的回旋空间，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影响能源消费行为和习惯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才能彻底摆脱这一困扰。
马宏（中共中央办公厅电子科技学院教授）：中国石油安全战略的选择之一，是广泛国际合作，降低风险。目前，我国开展的对外能源合作，呈现出与全球和区域国际能源组织几乎都有合作关系、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局限于一般性和对话性、参与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还不够广泛等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参与全球层面能源合作的程度弱于参与区域层面能源合作的程度。在能源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以可接受的价格水平保证充足的石油供应，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以我国目前的实际，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能源组织来协调各方行动确保石油安全显然不现实。因此，可考虑适时加入IEA这一石油消费国组织，通过对外合作来降低我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潜在风险。
天然气与非常规能源
我国海洋天然气资源丰富，勘探程度低，应加快勘探开发步伐；国家应把天然气储气库建设纳入基本建设规划，给予税收等政策支持；要大力开发非常规能源资源，为能源安全增加筹码
贾承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能源安全中，天然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当前及今后，要抓住机遇，加强统筹规划，加快我国天然气事业发展。一是加强国产、进口天然气统筹规划调配，预计我国进口气的比例将逐年增大，2030年接近50％。统筹规划调配进口管道土气、俄气、哈气及LNG上岸点，国产气非常重要。同时，尽快建立国家保障天然气长期安全供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对天然气供应突发灾害、人为破坏的风险机制与对策。二是尽快建立天然气定价制度，越是到天然气供应范围总量越大，涉及面越广，就更难以协调。天然气定价制度应该充分考虑目前气价低，不能反映天然气工业客观情况，气价应能反映总成本：包括产、运、储、销，并兼顾国产、进口两种气价的平衡，兼顾企业成本与社会消费方的承受能力。气价定价制度应符合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三是加快我国海洋天然气勘探生产。我国海洋天然气资源丰富，勘探程度低，而我国天然气市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海洋天然气有靠近市场的天然优势，但勘探生产面临国际环境、生产技术方面的障碍。四是加快天然气储气库建设，建议国家把它纳入基本建设规划，给予税收等政策支持，并将储气成本计入天然气价格。
陈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昌平区政协副主席）：要大力开发非常规能源，如油页岩。世界上已发现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大多位于地缘政治相对稳定的西半球，即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美国是全球油页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70%以上；加拿大是全球沥青砂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90%以上。中国油页岩储量丰富，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和广东、四川、新疆等，资源量十分丰富且储量分布集中，具有作为接替能源的巨大潜力和有利条件，我们应加大资源技术的投入。
茹克：对于目前一些人认为石油资源濒临枯竭的论调，我并不赞同。一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有许多新的发现；二是原来发现的资源随着技术的进步采收率还会提高；三是石油变稀缺，价格就会上涨，这会使得很多原来不经济的、没有效益的资源储量重新动用起来，石油的储量数字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石油石化行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生产清洁能源，应大力发展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天然气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目前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要想弄很大规模也不是太容易。发展好天然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加强勘探，开发我们国家自己的天然气，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二是加强天然气贸易，用好国外LNG资源等。
贾承造：要以优惠政策支持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勘探生产快速发展。煤层气、页岩气等都属于非常规天然气，是常规天然气的重要接替资源，在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已占总产量50％以上。我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潜力巨大，但它具有单井产量低、成本高、技术复杂的特点，亟须国家在启动阶段给予政策支持。目前，国家已有针对煤层气开发利用的优惠政策，我们建议将此政策推广到页岩气和致密砂岩气，以支持其早期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