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驱动下的中国光伏：跻身世界前列 实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中国已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光伏市场。2017年中国市场新增装机53吉瓦，占全球光伏市场的52%;2018年新增44.3吉瓦，占全球市场38.5%。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王斯成指出，如今的中国光伏从制造到市场、成本再到科技研发已全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今后一方面需要积极消除非技术成本，另一方面还需要为光伏发电的高比例发展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能够在规划制定、促进市场化交易、鼓励技术创新和网源融合方面给以光伏产业更大的支持”。

跨越式发展下的中国光伏

时间回溯至2007年。

当时的中国光伏产业中，约25%的产品全部出口销往海外。王斯成说：“光伏产业曾经饱受诟病，当时的说法是‘三头在外’——材料、市场、装备都在国外。现在整体形情况彻底得到了改变，逾50%自主生产的材料供应给国内企业，去年我国自有市场占全球市场44.26%、出口4100万千瓦，占总产能的50%左右”。

王斯成在“2019年清洁电力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国家能源集团清洁能源国际高端论坛”上做上述表示。他指出，我国光伏产业化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领先水平，实验室的研究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0%，进口装备也可根据中国企业的具体需要而开发。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十年间光伏产业成本出现明显下降。光伏组件和光伏系统成本、光伏上网电价平均下降90%以上。

王斯成回忆道，十余年前上海与内蒙古的光伏项目给出的电价曾高达4元1度，而如今已普遍降到0.45元左右1度。

如今光伏产业已经被国务院定义为“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光伏产业与航天技术、大飞机、高铁等被印在党的十九大纪念邮票上，已成为“国之重器”的代表之一。

从整体市场发展来看，在40多年前的1976年，中国光伏发电量仅有500瓦。王斯成说：“放在现在仅仅就是一个组件而已，去年我国整体年产量已经达到80吉瓦，发展速度非常快。加之中国制造业日益强大，‘一带一路’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光伏产业在海外建场已经遍布二十余个国家，海外产能达到2000万千瓦。”

2007年光伏制造业规模跃升世界第一位，2013年国内市场进而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2015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量已为全球首位，截至目前仍然处于第一。

2018年，我国累计光伏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发电量为1775亿千瓦时。中国最大的单站——龙羊峡大坝“水光互补”项目功率已达到850兆瓦，一跃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

目前，距离2021年完全取消光伏国家补贴仅剩两年时间。王斯成指出，在行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光伏电价降至0.45元左右1度，已经接近平价电价。

我国的光伏项目早期大多建设在无电地区。如今户用电源已经深入很多的农村地区，仅2017年全国就安装50万套。

产业规模模和就业方面，光伏产业年创造产值超过5000亿元，每年出口额接近200亿美元、就业人口高达250万。

为何中国光伏产业能创造如此多的就业岗位?对此，王斯成分析道，光伏产业从出现伊始便是“全民战争”，其中又以2007年最为明显。

“当时国内光做户用光伏的企业就超过200家，两三个人便可以组成一个公司，一年时间内就开发出50万套。

政策是光伏发展驱动力

王斯成认为，中国光伏产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飞跃，归根究底源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

2005年我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并于次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依据该法案，我国从2006年1月1日起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每2年上调一次，分别为1厘、2厘、4厘、8厘与1.5分，直到2016年的1.9分/千瓦时。

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已经累计征收和投入资金超过4000亿元。2018年中国光伏装机占比为9.2%，发电量占比为2.5%。

同时，依据《可再生能源法》，2011年全国实施推行基于发电量的“上网电价”政策，并从2013年开始实行分区上网电价至今。

此外，我国还设立了国家光伏专项以配合《可再生能源法》。如2009年启动“光电建筑”和“金太阳工程”;2015年启动“领跑者计划”并实施“光伏扶贫专项”;2017年启动23个“多能互补示范项目”，继而又启动了28个“微电网示范工程”等。

从2006年至今，全国超过20个省(自治区)先后出台地方财政支持政策以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王斯成指出：“为了配合《可再生能源法》，

财政部、工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国家电网公司出台了多项支持政策。在各方的支持下，中国的光伏市场才有能有今天的发展。”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考察各地的光伏扶贫项目。我国计划到2020年，以光伏到户扶贫的形式帮扶200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每年可为他们提供3000元左右的固定收入。

光伏领域技术研发领先全球

透过各种统计数据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在光伏领域的技术研发已处于世界前列。

对此，王斯成颇为感慨：“曾经的光伏世界纪录上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但如今世界最高纪录中已经有3项属于中国，我们占了‘三席之地’。”

以光伏晶体硅电池为例。该类型电池已占全球光伏市场90%的市场份额，而我国的常州天合光伏已经14次打破了多晶硅组件效率的世界纪录，隆基光伏和晶科能源也曾先后多次打破单晶硅组件产业化效率的世界纪录。

“但很多人还存在着误解，认为中国企业只是简单地引进产品然后再加工——其实不然，我们现在从制造到市场、成本到科技研发已全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王斯成强调。

譬如“领跑者计划”直接推动了我国产业化技术的进步。在如今中国高效电池的生产线中，高效电池产能超过120G，意味着逾80%的常规制造已经转向高效电池。光伏产业中的4G生产线普及率也很高，标志着中国相关的制造水平已经实现全球领先。

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了光伏电价平价时代的来临。王斯成预测，到2021年光伏产业甚至可以完全不需国家补贴，直接进入电力市场，未来成本甚至可以低至0.1元每度电。

“切蛋糕”与非技术成本困扰行业发展

但是，由于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得太快，导致消纳能力无法及时跟上，在并网时也遇到一些阻力。多年来，各界对于光伏并网阻力究竟源于技术问题还是利益之争，一直有着不小的争议。

在王斯成看来，并网的阻力归根究底还是“切蛋糕”的问题。传统火电厂所占的发电份额过高，留给风电与光伏的空间并不多。目前中国风电与光伏发电量以每年6000万千瓦的速度不断增长，火电则以每年3000万千瓦的速度增长，但是全国的用电负荷并没有随之增长。

“那么，发电量的蛋糕究竟分给谁?有的省份甚至宁愿自发自用，也不让风电、光伏并网——这其实就是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矛盾，而且现在争夺市场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

国内光伏市场还存在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即非技术成本较高。非技术成本包括拖欠补贴、电网接入、土地成本、土地乱收费、融资成本，以及弃风弃光、交易成本等等。如目前拖欠的国家补贴金额就高达2000亿元，是一笔极大的现金流负担。

王斯成解释道：“交易成本又被称为‘路条费’。按照国家要求，有指标才能建设光伏项目，业内称之为‘路条’。倒卖路条是眼下国内比较普遍的现象。1瓦时曾经最高被卖到0.9元，1个50兆瓦项目的路条费高达4500万元。因而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六项非技术成本全部累加已接近光伏电价成本的38%。”

正由于非技术成本所占的比例较高，对光伏产业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王斯成坦言，这是从事光伏行业的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接入电网、土地乱收费、融资、拖欠补贴、路条费等，不是靠我们努力就能破解的障碍，需要政府与电网出面才有可能解决”。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减去这六项非技术成本，光伏成本至少可以再降低20%。

光伏是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于中国光伏产业今后的发展，王斯成认为，建筑光伏、光伏一体化、分布式发电则是几大重要的发展方向，今后光伏移动电源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光伏项目不单独占用耕地或土地，可以与其他农业设施充分结合，如农业光伏、光伏水稻、光伏大棚、水上光伏、山地光伏、公路、铁路以及南水北调沿干渠等，到处都可以安装光伏项目。

“光伏发电的特点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安装，自发自用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且不单独占用土地，可以直接建在屋顶上。我国荒漠资源约为120万平方公里，以使用1%的面积计算便可安装12亿千瓦的光伏项目。”

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的太阳能与风能资源都集中在广袤的西部地区。但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均位于东部。2017年，光伏装机量排名前列的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2018年，排名前四位的省份分别为山东、安徽、江苏与浙江。

王斯成指出：“装机量最多的地区并不在西部而是位于东部，对此大家需要转变观念。其实光伏发电在东部的潜力非常巨大，而且认为其为高污染、高能耗的观念也是不对的。制造一瓦电池，光伏全产业链共需耗电1.5度。这一瓦太阳能电池寿命通常为30年，只要使用1.5年后就能弥补当初生产时耗费的能量。”

与此同时，中国光伏产业废料的回收利用率已高达98%以上，王斯成说，“现在到处都是花园式的工厂，制造过程中并没有排放污染物，光伏属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都是不实之词”。

但让王斯成感到无奈的是，光伏产业在连续3个五年计划推动之下，超额完成规划指标的200%~300%，但却得到了“光伏发电失控，是无序发展”的评价。

“我们发展得好、发展得快、成本低反倒成了错误。在规划不合理与‘切蛋糕’的平衡政策下，光伏产业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但自然而然地就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不应当是错误而是成绩。”王斯成说。

对于“十四五”以及更为长远的中国光伏发展规划，王斯成建议，可以看参考国际发展趋势。最新报告预测，到2050年光伏将占全球装机总量的50%。德国可再生能源在2050年时将占85%以上，整个欧洲地区在2030年时将占20%。

而2018年10月我国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展望中也指出，到2035年将实现人均一千瓦的发电量。

“全球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未来的能源结构中一定是可再生能源能源占高比例，这是毋庸置疑的。”王斯成笃定地说。

随着中国“十四五”的到来，他建议道，在制定2035年甚至2050年的中长期规划制定时，一定要在决策层面以及全体国人中达成共识。“205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一定要超过60%，占电力消费比重要超80%。那么，今后30年内每年光伏平均装机不应低于5000万千瓦，实现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也不存在不可克服的技术问题。”

王斯成表示，中国光伏产业补贴政策还有2年的缓冲期，光伏人需要在今后2年内将组件价格降到2元/Wp以下，系统造价降到4元/W以下，通过技术创新将度电成本降到0.4元每千瓦时以下，最终实现在10年内将光伏电价降到0.1元每千瓦时。

而对于政府和电网层面，他则建议，一方面需要积极消除非技术成本，另一方面还需要为光伏发电的高比例发展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在规划制定、促进市场化交易、鼓励技术创新和网源融合方面给以光伏产业更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