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终于来了

光伏发电的平均利用小时数要低于风电，但度电补贴标准高于风电，这使得同样规模的补贴，支持的发电量要显著小于风电。

光伏在过去的超高速增长，事实上也侧面反映了此前补贴退坡的速度与光伏建设成本下降的速度并不一致，光伏成本的下降要快于补贴退坡的速度。可再生能源司综合处副处长李鹏曾在《中国能源报》上撰文表示，我们虽然建立了价格退坡机制，但是降多少合适?降多了产业受不了，降少了产业容易过热，人为测算的价格无法精确地反映市场供需的变化。

“531新政”控制光伏补贴规模之后，面对不断扩大的补贴缺口，配额制与绿证交易结合，将是未来缓解财政压力的另一途径。

根据目前的征求意见稿，在确定了分省的可再生能源配额之后，达不到配额的市场主体需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满足监管要求。而新能源企业在发电过程中，每交易结算1兆瓦时电量，可以获得一个绿证，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负责证书核发。

这一机制下，用电市场主体通过向新能源发电企业购买绿证来满足配额，对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出售绿证可以带来收益，这部分收益将作为补贴来源的一部分，并且也可以尽快结算，一方面缓解了财政补贴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带来更好的现金流。

政策转向

配额制的讨论和推出在即，意味着国内对新能源发电的支持政策将告别固定电价补贴。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两类：FIT(Feed-in Tariffs，上网电价补贴)和RPS(Renewable energy Portfolio Standard，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国家采用了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而配额制政策主要在美国的29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实施。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也逐渐出现差价合约(CFD)和购电协议(PPA)等不同形式，针对具体不同项目，通过竞争来给予强度不同的补贴电价。

在光伏“531新政”中，政策上并未完全禁止新建光伏项目，只是不安排需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建设，而不需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仍受鼓励。此外，分布式光伏进行规模控制后，今年还将受到补贴眷顾的新增光伏项目将主要依靠光伏领跑者基地和光伏扶贫项目。

其中，光伏领跑者计划是国家能源局从2015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意在通过试点示范，加速技术进步、促进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实现2020年用电侧平价上网目标。领跑者计划中，投资企业通过竞争方式优选，从过往领跑者计划的中标经验来看，价格是重要因素。2015年和2016年启动的前两期领跑者计划中，各基地竞争产生的电价平均比国家标杆电价降低0.2元/千瓦时。

不仅是光伏产业，对新增风电装机的固定电价补贴也已经接近尾声。5月18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2018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其中要求印发之日起，尚未印发2018年度风电建设方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和未确定投资主体的海上风电项目，以及2019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核准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和海上风电项目，应全部通过竞争方式配置和确定上网电价。这一通知，意味着风电标杆电价补贴时代的终结，未来新增风电将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

今年5月中国先后出台的针对风电、光伏的政策调整，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配额制讨论，意味着在国内，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政策将从以往的上网电价补贴转向配额制、绿证与购电协议结合的制度体系。

细则待定

对于配额制如何落地，业内对于绿证的交易细则尤为关注。

和美国施行配额制的29个州一样，国内配额制将考核用户侧而非发电侧，承担配额义务的是省级电网企业、各类配售电企业、拥有自备电厂的工业企业和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直购电用户等。此外，绿证的交易也都将包括强制绿证和自愿绿证两个市场。

但与美国相比，有一点显著不同，即“证”是否随“电”走。根据能源局《征求意见稿》，水电证书随交易自动转移给购电方，纳入补贴的项目产生的非水电证书，在结清购电费后转移给购电方。而据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任陆一川对《财经》记者介绍，美国的配额制度中，绿证与电力交易一般是彼此独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售出之后，绿证依然留在发电企业，并不自动与“电”绑定流转，可再生能源发电商可以选择绿证是否与电力绑定销售。

这一区别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如果绿证与电力交易绑定，如果用户(主要是电网公司)通过交易满足了配额要求，那么在市场上可够流通交易的绿证数量将会大大减少，这会影响未来绿证交易的活跃程度。而在美国，即便用户与新能源发电公司签署了购电协议，但并不会直接获得绿证，依然需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满足强制配额要求，绿证交易与电力交易并不捆绑在一起。

不过这一区别的背后也有补贴政策的历史原因。

由于国内此前采用固定电价补贴的政策，可再生能源的电价实行两部制标杆电价，由燃煤标杆电价和补贴两部分组成，其补贴的部分体现了可再生能源清洁低碳的属性。

因此，电网公司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并转付补贴时，其绿电电价也一并包含在固定电价内，在此制度下，绿证依然留在发电方并在市场上交易并不合理。

陆一川对《财经》记者表示，未来制度的设计，需要保证不能所有的“证”都随“电”走，让部分绿证留在发电公司里，既然要建立市场，就需要有供需，有绿证在发电公司手中，有证可卖，才能保证绿证在市场中被合理定价。

其次是绿证的时效。《征求意见稿》中，证书有效期暂定为一个考核年，过期自动注销。对此，陆一川认为，如果证的寿命一年即到期，可能会导致市场产生较剧烈的波动。要平抑价格的波动，要么可以延长绿证的有效期，要么通过长期合同来稳定市场。“对投资者来说，能形成稳定的预期最重要。”

资源解决方案中心(CRS)负责美国零售市场绿证的签发与核准，其在2017年底出具的一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设计方案备选概览》的报告中提示，要确保长期合约拍卖成为主要合规手段，因为可再生能源投资者需要稳定的价格和市场。

报告表示，短期REC证书交易是一个实用的补充合规方案;尽管REC证书是关键的合规跟踪机制，但是如果以降低合规成本为目标，那么短期 REC 证书交易不应成为主要的合规形式，应当鼓励或要求长期合约交易。该报告还建议，确保价格和市场稳定性的其他机制包括：设置REC证书最低限价或价格带，政府制定长期REC证书合约，合规方式和采购计划交由政府批准，以及确保政策设计的清晰度和稳定性。

陆一川认为，市场应该允许存在中间商，为形成分散市场的机制建立基础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覆盖全国自愿绿证市场交易已经越来越活跃，许多企业出于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社会公益的原因，会主动认购绿证，实现自身所需电力全部由新能源来供应，如苹果、谷歌、IBM等科技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绿证由消费者自愿购买。

在国内，自愿绿证制度事实上先于强制绿证已经开始试行，2017年7月1日起，全社会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全国绿证资源认购平台购买绿色电力证书。不过自愿绿证不存在交易机制，其价格一般由项目所需补贴额度确定，因此风电自愿绿证价格要明显低于光伏。

截至8月2日，全国绿证资源认购平台数据显示，目前一共只有1794名认购者，认购了29332个绿证。相比美国，刚刚起步的国内自愿绿证认购还很不活跃，还需要绿色消费理念的进一步普及。

资源解决方案中心的报告提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设计起来并不容易，中国的电力市场正在经历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国在设计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时应当十分小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当前政策环境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