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季的一个傍晚，我在所就读的煤炭子弟学校教室里的灯光下写作业。空荡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四点半放学就都回家了。
这时数学老师进来，问我怎么还不回家。我说，家里没有电，只有油灯，我想在教室里做完作业再回去。
这个老师是住在工区里的，听了我的话，不知是难受还是感动，反正深有感触的样子。
现在提起这个事情，不是要叙旧，而是想说当时的农村能源问题。那时，父母在江苏省煤炭建设指挥部建井处工作，因为单位的员工宿舍没盖好，所以大部分干部工人都先租用农民的房子，我们家也是在九里山江山村居住。
江山村属于市郊，当时到徐州市中心，步行约需40分钟，也就三公里左右的路程。但是，村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搬到这里后，我学会了用十几米长的井绳吊着桶在井底打水，还尝到了用柴火做饭，烟熏得眼睛直流眼泪的情形。
那年是1978年，我十三岁，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夕。当时，中国的农村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状况。农村完全没有电，能烧得上煤的农村也很少。农民做饭以烧柴和秸秆为主，照明以油灯和蜡烛为主，吃水靠手动压水，或者直接从井里打水。当时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能源消费不到全国的30%，而其中的三分之二还是薪柴和秸秆。也就是说，当时农村使用的电力和煤炭还不到全国的10%。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能源
最初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解放了农民的积极性。要让农村的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农村的能源问题当然首先要解决。198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小平首次把农村能源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议事日程。
那时，中央政府虽然很重视农村能源问题，但能够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当时脆弱的国民经济连保障城市和工业电力消费的能力都不够，面对广袤的农村，我国当时的电力系统更加无能为力。于是，在1982年，“六五”计划提出了“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实效”农村能源建设方针；1983年和1984年的两份1号文件在农村能源方面，仅仅是指出，小水电、风电、沼气、太阳能、薪柴林能源开发带有紧迫性，必须抓紧。对当前农村兴起的小能源等产业，有关部门和地方要给予积极的指导和支持。这种停留在口头上的农村能源政策，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那时的中央财政根本不具备在农村铺设电网的财力，这些政策，实际上等于是让农村自己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农村的能源情况还是没有大的改变。虽然靠近市郊的地方有些地方沾了乡镇企业的光，但绝大部分地区还是点油灯，烧柴火，喝井水。
改革开放中期：农网改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农村的经济水平和农民的经济收入迅速提高，用电需求也迅速增大。到1995年，农村的能源消耗占到了全国能源消耗的一半，达到了6.5亿吨标准煤的水平，但其中，有高达3.8亿吨依然是薪柴、秸秆等所谓的非商品能源，占农村能源消费的比例依然60%。这时，农村电力不足已经严重阻碍了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发展。
于是，1998年，改革开放20年后，国家计委发布了《关于加快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开始逐渐投入了1800亿元资金对2309个县农村电网开展“两改一同价”（改革电管理体制、改造农村电网、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建设改造，这种“送电下乡”的农村电气化改造工作不仅在数量上、更重要在质量上使得农村电力消费有了极大的提高。从1998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农村能源的消费一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95年的6.5亿吨增加到了2007年的9亿吨标准煤。农村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例达到了35%。而其中的薪柴秸秆等非商品能源为4.2亿吨标煤，低于农村能源消费总量的50%。
到2007年，改革开放进行了整整三十年。绝大多数农村都送上了电，煤油灯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因为农业生产用电量大，村里停电的时候采用。富裕一些的地方用上了煤气罐来做饭，但其余的地方开始烧煤炉了，不过柴火还是做饭的常用燃料。一方面是薪柴总是有的，秸秆也是年年在地里，不做饭也要白白烧掉。
这三十年，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农村的电网覆盖率大幅提高，在7亿农村人口中，完全无电人口减少到了不足2000万人。农民家里不但有了电灯，还有了电视、电话，甚至冰箱。
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的农村能源消费：下降？
2007年以后，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统计数字出现了奇妙的现象。目前，最新的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是2013年的数字。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从2007年的9亿吨降低到了2013年的3.5亿吨标准煤。而同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则从26亿吨提高到了30亿吨。也就是说，农村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例从2007年的35%，降低到了约12%。
农村消费能源的绝对数量从9亿吨降低到3.5亿吨，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虽然同期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倍受质疑。但这个结果并不表示农村的能源消费真正下降了，而是统计口径的变化。因为，我国同期的城镇化政策，导致了大量的“县改市”和“县改区”，总数约600个县从农村变成了城市，而这些地区，都是当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农村地区能源消费最大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能源消费，原本是计入农村能源口径的，但随着城镇化的目标完成，改计入了城市能源消费。
此外，大约3亿进城的农民工也被统计局计入了城市人口，而这些人口原本是按农村人口统计的。以上海浦东新区的大团镇邵村的一位胡姓村民为例，一家三口，女儿已经出嫁，并且在镇上打工。女儿在镇上的房子，每月的电费至少要80元以上，到了夏天开空调，大约一个月200元；全年电费支出约1500元左右，但女儿所消费的电力，统计的时候，已经不属于农村电力了，都进入了城镇用电的统计口径。老两口每月电费支出40元左右，一年500元，这个用电量当然不算大。但是如果考虑老两口的收入，电费就不算低了。该户人家有1.2亩地，老两口出租给了安徽来的人种，每年地租收入约2000元。电费支出约占该户收入的25%，所以，老两口一到晚上就早早地关灯睡觉了，虽然女儿给父母买了冰箱，也装上了空调，但老两口从来没有开过。
所以，农村的能源的需求量，与农民的收入是直接相关的。在年轻人大部分外出打工并计入国家“城镇化”的成果后，他们的电力消费就不再计算到农村能源消费中了。因此，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村能源消费大幅下降的数据，从我们实地做的有限考察来看，很可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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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中国几乎实现了“村村通电”，但实际上，我国农村的能源问题依然比较严峻。
目前，我国西藏的无电人口比例还高达40%，宁夏等西北地区许多人还在用秸秆和牛粪做饭。“村村通电”虽然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解决了“无电”的问题，但是，“缺电”的现象则比比皆是。在苏州，在佛山，在深圳，甚至在上海，“停二开五”，甚至“停三开四”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即便在东部地区的富裕农村，一个300户的自然村，供电容量只有150KVA，平均每户分摊的容量不到500瓦，如果考虑学校，村委，社区中心等公共照明和一些小的工商户，每户可能只能分摊到二三百瓦的容量。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回家过年的时候，发现电灯忽明忽暗的情形，电视、冰箱都没有办法启动，跳闸、断电的情形在农村更是司空见惯，这些就是由于农村的电力容量不足导致的。连号称经济发达地区的江浙农村都有这样的现象，更不要说偏远的山区了。
在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杭州千岛湖区的威坪镇，傍晚也可以看到村庄上空升起阵阵炊烟，他们不是没有煤气罐，而是因为秸秆是不要钱的；而在上海浦东的大团镇，如果你在晚上八点钟以后走进任何一个村庄，你感觉发现所有的家庭窗户漆黑，没有灯光，不见人影，只有偶尔的几声狗吠。
目前，我国面临着第二次城镇化的高峰。这次城镇化，不再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而是立足于新农村和新城镇的建设，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农村地区的电力消耗将会猛增。据专家估算，仅新城镇带来的新增电力需求将达到3亿千万，占到我国现有电力装机容量的30%以上。如果这些新增电力全部用火电，中国的雾霾将导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变成难以生存的地区。
如何能够让农村地区的人口不再使用薪柴与秸秆来做饭？如何使他们不仅能够实现电灯照明，而且能够不受电力约束来享受电视和电话带来的现代生活的便利？如何能够使他们不再烧炕取暖，而采用空调，甚至在夏天能够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舒适？这不仅仅是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幸福生活指数，和提高农民尊严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老人的俭朴的生活习惯导致他们不舍得用电，根本原因还是上面谈到的电费在农民中的收入占比过高的问题。
因此，要想提高农村地区的能源需求水平，首先要提高农民收入。或许，我们还要考虑，如何能够让农村的年轻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广阔天地里通过创业来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不是把外出打工视作唯一的出路？当他们试图对家乡的土特产进行深加工，或者把家乡的手工艺品外销来使自己致富时，能否不再为电力发愁？
即便把外出的农民工都算成城市人口，我国依然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等待解决的问题当然很多，否则每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不会都讨论农村问题。但在农村亟待解决的很多问题当中，首当其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农村的能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