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日应对“产能过剩”的历史经验
“产能过剩”是世界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重要矛盾之一，在当前全球经济同步放缓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所谓“产能过剩”，是指工业部门的实际产出较大幅度地小于生产能力，并且通常伴随价格下降、利润减少以至持续亏损等现象。“产能过剩”也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极限后，它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的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的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一）不同时期美国针对不同类型产能过剩的不同策略
1、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加快美国过剩产能输出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单就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促进了西欧联合，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笫一步。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2、上世纪80年代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是21世纪初期。在前两次产能过剩中，1986～1987年和1991～1992年，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为解决工业产能过剩的危机，美国采取了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升级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工业经济也开始向信息经济转型。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波动对整个经济稳定性的冲击减小，而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投资增长点和工业生产增长点。
在美国21世纪初的产能过剩中，2000～2002年，工业产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这一次过剩的产能不是出现在钢铁和汽车，而是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这轮高新技术产业“产能过剩”，最终通过相关企业破产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得以缓解。
“扩大内需，创造外需”：日本化解过剩产能打组合拳
1、通过大规模海外投资，实现产能转移
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通过有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亚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从不同时期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领域看，对外投资额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在1969—1973年间是纺织、化学和铁及非铁金属，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7%、6.1%和4.8%；1978—1984年间是铁及非铁金属、化学和电气机械，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6%、5.0%和4.8%；1986—1989年间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化学，分别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4%、3.3%和2.7%。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制造业行业在相应时期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国内市场上开始面临过度竞争、生产过剩等问题，而通过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无疑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2、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动内需
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启动内需来消化产能。60年代初，日本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等。这项政策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消费的启动，成为消化产能的主要渠道。
二、应对“中国式产能过剩”要打组合拳
目前，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泥潭，外部需求疲弱，而内需又迟迟未见启动。因此，这对当前的特点，必须从外需、内需、结构性改革能多方面入手。
（一）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启动内需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除了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的方式来实现外，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刺激国内消费等调整生产能力和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要加快淘汰一部分落后生产和落后产能，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优化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低谷中为下一轮发展夯实基础。同时，要努力稳定萎缩的市场需求，使行业先进生产能力能够生存。
另一方面，发展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投资是为最终消费需求服务的，投资容量最终决定于消费容量。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扭转最终消费率低的现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调整投资结构，引导投资向为扩大居民消费方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消费，可以用消费增长来填补出口下降带来的需求空缺。
（二）加快产业资本“出海”化解过剩产能
美日的经验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启示，让我们把治理产能过剩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可能显著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比如我国2009年产磷肥1386万吨，过剩无疑，但由于越南、菲律宾等产水稻的国家缺乏磷矿资源，而中国出口又存在成本优势，这样将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磷肥产能并无过剩。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就能够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并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的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