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记者们的未来》。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
郭正模教授说，深圳解决了稳定就业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定居问题。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产业转移已经让四川政府解决了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问题，接下来是解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定居问题：如何获得城市户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门槛很高：第一种相当于投资移民，在成都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私有产权住房，即可获得成都户口；第二种相当于技术移民，大学生就可以将户口转到成都。这两条都不适合记者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郭正模教授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没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稳定，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社会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种，饿不死人。
但是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业产权不清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大量农村的房子空弃、荒废。如果能够明确农民土地产权，允许其转让，他就可以通过土地换取一笔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城市的房子，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业，享受城市福利。
“现在来自农村的第三代产业工人，不知种地为何物，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或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却融入不了城市。”郭正模教授说。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辈吃过的苦，经常打工几个月就辞职，钱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部分人市民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决居住和户籍问题。”
作者：李志刚
